就在刘少奇、饶漱石和安子文讲话之后的次日凌晨３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即给杨尚昆写信吩咐：“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
５天之后，即１０月２７日，历时４０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周恩来几天前因病到南方休息去了，但他在９月２９日的会议上，已经做了《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会议上的处境比起全国财经会议上还要显得被动。他在讲话中，除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还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闭幕会议上做了《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他操着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同志们！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不但反复讨论和研究了中央各种决定草案，而且认真地检查了中央组织部几年来的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李富春同志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以及会议结束前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各负责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对今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改进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中央组织部在过去的多年中，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执行了中央路线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绩的，虽然正如各地同志们所指出的，在过去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个别错误。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各地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同时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会议期间集中地讨论了国家建设时期的干部工作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和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中央决定草案上已有具体说明，故我在此不再重复。同时，会议讨论了基本建设部门的组织工作问题，并已将东北局组织部关于东北基本建设部门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及其有关文件印发给各地同志参考仿行，故我在这里也不另加说明。我现在想分别地谈一谈下列几个问题。”
饶漱石的报告共分九个部分，分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组织工作的任务；统一调配干部，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精简行政机构；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继续贯彻整党建党的方针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纪律；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
饶漱石的报告很有特点，通篇有十处提到毛泽东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有几处提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中组部在过去多年中的工作，同时也指出了存在不少问题。报告还表扬和推广了东北局的组织工作经验。
饶漱石对自己的报告显然颇为满意。他认为整个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中间受到中央批评，他迫于形势勉强做了自我批评，但安子文更难受，刘少奇也受到了触动，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威信受到了一定损失。他是为配合高岗才下决心这么做的，他相信高岗理解他的苦心，也相信自己此举一定能更加取得高岗的信任。一句话，他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神色严肃，若有所思。他有几次呆呆地望着饶漱石，想努力寻找当年的“小姚”的影子，可越看越不像，怎么也寻不到了。
他咬咬嘴唇，内心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１９５３年的秋季似乎是多事之秋。
这一年，中央拟定中的两个重大会议都开过了。尽管夏天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秋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得一波三折，沸沸扬扬，不那么顺当，但最后毕竟还是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议程。
党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另两个焦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大幅度调整和人事变动的酝酿。
党如何对国家实行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如何运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采取什么形式，由谁来担当哪一方面的重任，这些问题，毛泽东在思考，刘少奇、周恩来在思考，高岗、饶漱石也在思考。
年初，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党中央拟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中央书记处七大以来一直是刘少奇负责的，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着手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刘少奇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听了，脑子一转，心想，这肯定是刘少奇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便采取了不予合作的态度。
高岗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的点头，刘少奇的意图自然得不到实现。
斯大林的逝世，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大幅度调整的催化剂。
３月４日，毛泽东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的不幸消息，即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发去慰问电，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第二天，斯大林便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快到中南海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闻言，回头望望毛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身兼数职，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脑溢血，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凭他７４岁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斯大林抓晚了。毛泽东决心从中汲取教训。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和年龄大些的同志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退居二线，由相对年轻的同志组成书记处，在一线工作。
和党的“七大”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七大的格局是，中央委员会由４４名中央委员和３３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康生、高岗，共１３人。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后被人们称为“五大书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主席是毛泽东，没有副主席。考虑到中央有许多日常事务，因而设有正副秘书长各一人，分别由任弼时和李富春担任。
战争年代的任何机构都是精干的。建国后，党领导一个国家，日理万机，百废待兴，中央的领导力量就显得不足了。何况“五大书记”还少了一个，任弼时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病逝了。按照党中央的设想，无论是增设党的副主席，还是增设书记处总书记，都可以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的力量，帮助毛泽东从甚为繁重的工作中适当得以解脱。
至于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显然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七大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设想，在一线工作的，也就是书记处的同志，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党的日常事务，这样可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树立威信。就接班的人选而言，毛泽东还是钟情于刘少奇。
和中央人民政府原来的组织机构相比，采用部长会议的形式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动。这是学苏联的办法。苏联有部长会议，还有最高苏维埃。中国拟将最高苏维埃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正在积极筹备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