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画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安子文同志做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做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作会议开得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地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做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做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做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复检讨。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一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受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苦的白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一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