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会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张学良看中了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后，他在东北军中几经升迁，官至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2年，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利后退往苏联并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这次到上海，张学良也特地拜访了李杜，同时当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替自己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然后再设法通知他。1935年底，张学良返抵西安后，一面静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积极寻找新的线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北平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以他自己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中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联系的合适人选。他命令东北大学学生会派代表来见他。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为首的三名学生代表前来西安见张校长。当宋黎向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以及要求打回东北老家的心愿时，聪明的张学良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产党无疑。不过，宋黎毕竟年纪太轻，张学良不放心寄以心腹，于是他将宋黎留在了身边当秘书，打算日后再作计议。
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线索———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他 将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将王以哲，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高福源40岁出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和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大汉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三个月生活中，他参加过李克农主持的“解放军官学习班”，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生气勃勃，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和这样一支军队交战、被俘，使这位强烈要求抗日的军人痛悔不已。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两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不把李克农当外人，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全向李克农抖了出来。
这次谈话令李克农欣慰，一方面，说明“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农确信高的立场转变是深刻而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非常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视，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67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