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上台后将国旗图案改为由绿、白、黑三个长方形组成,最上方为绿色,中间用阿拉伯文书写“真主伟大”
;中部为白色,用阿拉伯文书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下方为黑色。
塔利班的国旗基本上是在白地上书写黑字,我第一次见到时怎么也看不明白。
新闻发布会前,扎伊夫通常会宣读一份事先拟好的讲话稿,讲完后就即席回答记者提问。
我发现,面对上百名记者的眼睛,扎伊夫始终表现出一种儒雅风度。
他身着普什图族男子的传统白色衣服,外罩蓝灰色马甲,戴金丝边眼镜,声调柔和中略带沙哑。
据说,扎伊夫是一名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
别看他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有些文弱,行动迟缓,说话慢声细语,但他也曾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塔利班战士。
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三十多岁。
在一次发布会上,我正蹲在前面离他只有一两米的地方拍摄。
猛然间发现, 镜头中的扎伊夫紧紧地盯住我的镜头足有半分钟。
“我是不是离他太近,让他感到了某种威胁?”
我有些不知所措。
可定睛一看,扎大使的眼睛虽然盯着我,可眼神似乎并不在我的身上。
后来观察到,扎伊夫习惯于呆呆地望着某一个物体想157 / 185 着自己的心事,手里有时习惯性地捻着一串珠子。
印象中的扎伊夫很少笑,总是板着面孔。
我有幸见到过扎大使的笑,那是在一位巴基斯坦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之后,现场的记者都乐了,他也乐了,他乐的样子有些与众不同。
他的眼睛在笑, 嘴却紧紧闭着,似笑非笑中,有自然流露的天真,又有历经沧桑后的持重。
11 月底,巴基斯坦在关闭塔利班驻卡拉奇和白沙瓦的领事馆后,终于宣布关闭塔利班驻伊斯兰堡使馆。
此后,扎伊夫悄然离开。
塔利班垮台后,他还偶尔在卡拉奇等地露面。
有报道说扎伊夫目前已被美国俘虏,并关押起来。
我们想回家进入11 月份,人们对持续不断的战争似乎有些厌倦了,可美国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仍然跑到伊斯兰堡声称,即使在即将到来的穆斯林“斋月”
期间, 美国的军事打击仍要继续。
在塔利班使馆采访时,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艾德·巴尼斯猜测:“战争可能要持续到明年春天。”
“这该死的战争赶快结束吧,我想回家!”
孙扬明和我发着牢骚。
孙先生到前线采访已经两个多月,如今和许多记者一样被困在伊斯兰堡。
“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简直是活受罪。”
他的话道出了周围记者们的心声。
那些天,我躺在分社的地铺上,经常望着天花板想:“哪怕让我到喀布尔、坎大哈,或是贾拉拉巴德待上两天,我也谢天谢地了!”
在默默地等待上级指示的那段时间里,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幻想着,某一天突然接到总社“立刻设法进入阿富汗采访”
的命令。
自己进入阿富汗战场后,那情景应该是: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天上是美国的B-52 轰炸机投下串串的集束炸弹,下面的战壕里是拼命抵抗的塔利班战士架起火箭筒猛烈还击,我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背心,头顶钢盔, 挎着相机奔波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158 / 185 这显然是个美好的幻想,也是许多前线记者的理想。
然而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愿望与现实之间仅仅一步之遥。
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遵守组织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的习惯,最终选择了等着上级命令的到来。
随着理想渐渐远去,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灰暗起来。
夕阳西下时分,我独自到分社附近的荒草地上散步。
西边的红日,又大又圆,正悬于地平线上,景色动人。
我赶紧跑回分社取了相机,再回来夕阳已落下,我只能对着天边留下的一缕淡淡红晕发呆。
终于有一天,我提前来到预定地点,独自坐在草地上等待。
秋风拂过的荒野一片寂静。
等待中,火红的夕阳开始徐徐落下,我连忙举起相机拍摄。
恰在此时, 一位穆斯林老者缓缓地从夕阳中的树枝下走过,我立刻按动快门。
此刻,附近清真寺里传出了悠扬、动听的诵经之声。
傍晚,我实在憋得慌,便打车来到55 街上的基督教堂采访。
因为近日巴国内曾发生宗教场所爆炸事件,巴政府已实施紧急措施,加强宗教场所的保安。
门外的警察审了我好长时间,才让我进去。
神父是个六七十岁的和善老人,来自北爱尔兰,已在这里传教30 多年。
问及战争的事情,他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
采访回来,我一迈进院子,分社养的黑狗就追过来,缠着我不放,一会儿舔脚,一会儿舔腿,还欢快地站起来,用两只前腿搭在我的身上。
我和它脸对脸地望着,令我感觉很不自在。
一旁的梁浩拿我“开涮”
:“她肯定对你这香港来的‘靓仔’情有独钟呗。”
听说这只狗是梁浩从北部贫困山区捡回的。
我对狗一向颇有好感。
狗除了忠诚主人、看家护院外,还特别善解人意。
有时,我独自坐在院中、孤独发呆的时候,它都会跑过来趴在我脚下,用两只圆溜159 / 185 溜的大眼睛望着我,像是知道我的心事。
夜里,朦胧之中,忽然听到窗外“噼噼啪啪”
的声音,我兴奋地连忙穿衣跑出去,果然,一场难得的秋雨飘然而至。
我久久地站立在分社的院子里,仰面长空,让大串大串的雨点尽情地向我摔打。
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顺着面颊滚滚流下,一种无名的孤独和无奈却顷刻间涌上心头。
不经意间,随着雨水悄然落下, 我的眼睛湿润了。
“风雨飘摇而至,远比金戈铁马更难抵挡。”
我想起大学毕业时,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夫人在我毕业留念簿上写下的这句话,那话中的含义正应对了我此时的心情:“金戈铁马的生活好过,风雨飘摇的日子难熬。”
一场秋雨过后,伊斯兰堡的气温骤降。
长期疲劳导致的虚弱,加之睡在地铺上有些着凉,我终于病倒了。
昏头昏脑中,我翻出一大堆药片,正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
突然电话响了,我有气无力地接听,原来又是夫人每天一次的“问寒问暖”
。
我赶紧打起精神,简短地报告“平安无事”
,便挂上了电话。
我不想让她听出我生病,为我着急。
从我到前线以后,夫人已打完了七八张IP 电话卡。
放下电话,我脑子里混乱如麻,心里还在想着采访的事。
猛然间想起了台北《联合报》的记者孙扬明,应该跟他联系一下探听些消息。
我拨通电话,问道: “我们真的没希望进入阿富汗了?”
“有。”
听到孙先生突如其来的答话,我一骨碌爬了起来。
命令来了孙先生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目前塔利班使馆正准备组织一批记者前往阿富汗中心地区,如喀布尔等地采访,现在正在报名。
对于已眼巴巴等待了50 多天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160 / 185 我放下电话,再不敢迟疑,立即将这一消息直接向总社摄影部副主任徐步汇报,并再次表达希望进入阿富汗战区采访的愿望。
他反复询问了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并建议我们向总社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
事不宜迟,我随即与老许商量。
得到他的支持后,我们连夜给总社发出了请战报告,要求进入阿富汗采访。
当时,我们担心,总社批准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然而,即使有1%的希望,我也要尽力争取。
更何况,这1%的希望一旦变成现实, 就是100%的胜利。
11 月6 日清晨,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总社终于发来传真,原则上同意我们先办理进入阿富汗的签证手续。
我连续看了几遍这份普通的传真,心里重新升起一股难得的兴奋和冲动。
这是近两个月来,我苦苦等到的来自北京最明确的“指示”
。
我不由分说地拉上老许,开车直直地赶奔塔利班使馆。
我感觉此时自己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草”
。
第二十三章:死守塔利班使馆赶到阿富汗使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 点多。
签证处位于使馆后面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
我们走过使馆旁边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胡同,来到一处长满杂草的铁门前。
四周寂静无声。
“走错了吧?”
我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旁边的老许。
“没错,就是这儿。”
在伊斯兰堡生活过多年的老许肯定地回答。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迈上高高的石头台阶。
顺手敲了两下门,里面没有反应; 推了两下,门锁得紧紧的;侧耳一听,里面没有任何声音。
我扒着门缝往里望,161 / 185 缝隙太小看不清楚。
我只好踮起脚尖,从旁边的墙头伸头往里张望。
破旧的小院里静无一人,除了茂盛的杂草外,只有两只孤零零的铁板凳。
“这里哪像个国家使馆的签证处,简直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到过的农家小破院。”
我心里嘀咕着没说出来。
我们跑回使馆门前问看门的,人家说签证处下午三点准时下班。
我俩和使馆看门人软磨硬泡了半天,说有重要事情找使馆人员见面,看门人遗憾地摊开双手说:“没人啦,明天一早来。”
我不甘心就这么白来一趟,决定坐下来等,冥冥中等待一线希望。
这时,看到旁边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巴基斯坦青年,我凑过去,坐在小伙子旁边和他搭起话来。
聊天中得知,那位名叫阿蒂夫·阿夫扎尔的小伙子,是英国一家电视台雇佣的当地雇员。
他在伊斯兰堡上大学时读的是社会学,因此对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感兴趣。
比如他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颇为赞赏。
他觉得巴基斯坦现在的人口问题就十分严重,无节制的人口膨胀使原本就不好的经济雪上加霜。
据他说,巴基斯坦农村家庭一般都生育四五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