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来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即进行掠夺的大国瓜分完了。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制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zhuanzhi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的俾斯麦，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