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轻人的常性，曾国藩亦不例外。他平时忙于交际应酬，酒酣耳热之际更是忘乎所以，高谈阔论，哪里还记得“静坐”功课？曾国藩对京城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甚至连菜市口斩决大臣的热闹也想去凑。“欣然乐从”途中，才意识到观赏杀人乃“仁心丧尽”之举，于是“徘徊良久，始归”。
第六条是“谨言”。争强好胜之心，有野心的年轻人常常有之。这对饱读诗书、春风得意的翰林公曾国藩来讲，亦不例外。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每夜静思，面对“谨言”课程时，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总是话过多”，“言多尖刻，惹人厌烦”的情形历历在目。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一次，他与好友为学业争论起来，反省云：“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此种情形在其日记中时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曾国藩为戒妄语付出了艰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远朋友，被大家戏谑为“淡而无味，冷而可厌”。师友吴廷栋劝导他说：“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谓命。”
第七条是“养气”。今人眼中的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之典范。过去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往往为突出其政治属性，将这些人物简化为冷冰冰的面孔，对曾国藩的评价便是典型一例。曾国藩无疑是理学家，恪守“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后世史家往往由此出发，忽略曾国藩和其他男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另一面。曾国藩笃信理学，并未纳妾，且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因此格外羡慕姬妾成群的同僚。一次，曾国藩应邀赴宴，看到进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顿生无限游思，“目屡邪视”，回家后又闻妻子病榻呻吟，心中无端烦躁。入夜静思，他顿感理学功夫大减，反省云：“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挚友陈源衮新纳美妾，人皆赞貌若桃花，曾国藩羡慕不已，借故意欲一见。陈源衮拗不过曾国藩，只好从命。曾国藩见美妾后窘态百出，出言调戏，“狎亵大不敬”。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国藩在好友汤鹏家中又故伎重施，对汤鹏的两个姬妾“谐谑为虐，绝无闲检”。除调戏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国藩还经常出入声色场所，“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第八条是“保身”。曾国藩平生有三戒，除“戒妄语”外还有“戒围棋”和“戒水烟”。
曾国藩自幼即酷爱下棋，任职京师后更如鱼得水，“溺情于弈”。京城为棋界精英荟萃之所，曾国藩的师友中有不少人耽于此道，如刘谷仁、何子敬、朱廉甫等。曾国藩论学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下棋，几致沉溺痴迷的程度。一次，曾国藩上午刚同友人战罢，午饭时看到有人下棋仍“嗜之若渴”，立在一旁指指点点，“几欲自代”，其爱好程度可见一斑。然下棋非常劳神，一局下罢往往令人头昏眼花，精神萎靡。曾国藩为专注精神于正务，决心戒棋。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为了戒棋，曾国藩令家人将围棋束之高阁，藏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可是，一旦棋友来家做客，他便将誓言、决心弃之不顾，命家人取出棋具，下将起来。戒棋对曾国藩来讲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修身极限，终其一生亦未戒除。一次，郭嵩焘至曾国藩家中做客，谈罢公事，二人“围棋二局”。下完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非常疲乏，发誓“以后永戒不下棋”。没想到，曾国藩的“永戒”之期竟然未能坚持一日。次日便又与郭嵩焘下棋，“复蹈昨日之辙”。第三天又同黄鹤汀下棋良久。虽然围棋暂时戒不掉，但沉溺其中有损身体却是不争事实。选择理性还是欲望，曾国藩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一天，好友徐石泉来访，二人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即使下如此大的决心，曾国藩还是未能戒掉棋瘾。无论金陵决战的殊死时期，还是天津教案的千钧一发之际，曾国藩都未曾忘记围棋。
梁启超将曾国藩视为唐宋以来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以个人意志力“坚苦卓绝”著称于世。他对曾国藩能够戒烟深表钦佩。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经世”学派影响，对当时流行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然而，他却有抽水烟的嗜好。曾国藩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戒烟。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烟失败。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成功戒烟。
由上种种来看，曾国藩的修身实践艰难异常，始终徘徊于同本心欲望斗争的困境。然而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指引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经困惑挫折，终于修炼为一代道德典范。其幕僚薛福成对曾氏道德操守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家训(1)
同治十年，曾国藩于金陵督署中总结自己的修身之道，归纳四条，记入日记。
第一是“慎独”。曾国藩以为，能够做到“慎独”——即使一人独处、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保持和实行儒家的行为规范，才能使心灵达致“安静”境界。他认为，修身之道最难在于养心。心虽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恶，却不能实用其力为善去恶，这就叫做“自欺”。一个人内心深处方寸之地，自欺与否，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学·诚意》一章两次讲到慎独：如若果真能够好善、嫉恶，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中所讲的“自谦”，《中庸》中所讲的“戒慎恐惧”，就都能切实做到。曾子所言“问心无愧”，孟子所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不外乎此。能够“慎独”，则心怀坦荡、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心泰然，始终感到愉悦满足、宽平宁静。因而“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也是修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是“主敬”。曾国藩以为，能够“主敬”，则可致身体强健。他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做到了“敬”，则无美不备。“敬”的切近之效，尤在于“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重恭敬，则精神饱满；懒散随便，则松弛泄怠，这都是自然的反映。即便是衰朽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也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便足以证明，“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变得强健，又有何物可疑？
第三条是求仁。曾国藩以为，能做到“仁”，便可获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拥戴。他说，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讲，同出一源。如果只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那就违背了大本一源之道。至于享受优厚俸禄、高居人上的大官，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每日读书学古、粗知大义的文人，则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