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这么多年过去了，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却一直认为我的头发还是那么多，总有一束“基本法”遮挡我的光芒，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的，我也再没有“对不起观众”的心理压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假设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头发一夜间长出来了，或者我弄了一套假发戴上了，那一定会使一大批人不认识我了。
我的故事使史总一下子听懂了，他笑了，笑了很长时间。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知他是否可减轻债务问题对他的压力。我们接着谈，气氛缓和了很多。
史玉柱告诉我，巨人危机爆发后，大部分人（包括部分记者）再也没有怒气冲天或者颐指气使地谈巨人的事情了。法院的人经常来，但没有一家法院能够真正查封巨人的资产——这栋大楼和那个工地，查封了也没法拍卖，因为巨人的资产比较大，成整体，巨人的债务大都是散成几万几十万的小债务，这债务清偿实在没法操作。史玉柱告诉我，对巨人大厦市里面正在联络一些公司接受，如果能盖起来，就把楼花转过去，巨人多投的几千万，也就搭进去吧，这玩意咱不玩了。
史玉柱真的想开了，我也感到轻松了。
史玉柱对巨人集团轰然倒下的日子，经历颇多，感慨良深，正因如此，他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
这几年里，我三次去见马克思，但又都回来了。一次是在1997年8月，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到了海拔6000米高度，筋疲力尽的我氧气袋吸空了，但还是让我逃出了死神的魔爪；另一次也是在1997年，在西藏，开车时，遇到公路塌方，车头都埋入了石堆，就差几秒钟就完了；第二次是在1999年9月，在安徽黄山附近，我开着丰田吉普，车上有上海绿谷老总吕松涛，车子以120公里的时速前进时，摔入了一个7米的山谷，但是，我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不过，在脸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从此，我再不戴玻璃镜片的眼镜了，改用树脂片。
最难过的一段日子是1998年上半年，即脑白金上马前后，那时我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都没有。有一天，为了到无锡去办事，我只能找到副总借，他个人借了我一张飞机票的钱，1000元，飞到上海，当天赶到无锡，住到30元一晚的招待所时，女服务员认出了我，但她并没有讥笑，相反还送了我一盆水果。那段日子，我真的是一贫如洗了。
第一节 正视失败：史玉柱惜别伤痛，重新上路(2)
最难忘的一刻是1997年1月，“巨人倒下”的事将出未出的时候，那时，我们珠海巨人集团在黄山北大门的太平镇上开业务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突然，珠海传真来了，传真稿上《深圳××导报》头版刊发的《“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的标题赫然醒目。这时，我捧着传真，足足沉默了半个小时。我感到，天要塌下来了。事实上，这是“巨人危机”爆发的起点，在这以后的一个月中，铺天盖地的新闻围剿开始了，国内外骂巨人的文章有好几百篇，香港媒体还专门开出了“巨人”专版，连美国、日本、澳洲、新加坡报纸都有。
2．忠心耿耿：四个火枪手
都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城邦无近邻”。一朝落马的史玉柱带着负债2亿多元的疲惫身躯被迫离开珠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巨人员工都如鸟兽般一哄而散。然而，此时的史玉柱并没有想过解散巨人，他告诉自己：他要东山再起，他仍旧要做那个当年无限风光的史玉柱。
不过，令人十分欣慰的是，在史玉柱最为落魄之时，在他身边，仍有“四个火枪手”一直追随着：他们是陈国、费拥军、刘伟和程晨。像这样，跟着史玉柱的还有近20人，他们是：吴刚、贾明星、薛升东、王月红、蒋衍文、张连龙、黄建伟、陈凯、杨波、陈焕然、方立勇、李燃、陆永华、龙方明等等。在读出这些名字的时候，但愿所有人都能怀着敬意，因为在我们这个追求利益至上的时代里，有这么一帮人相助，实在是太难得了。有了这帮人，史玉柱即便没有脑白金，也还会有别的机会。
陈国和史玉柱在大学便十分要好，是史玉柱当年读大学时“睡在下铺的兄弟”，志趣相投的两人尽管随着毕业典礼的到来而各奔东西，但命运的独独安排却让两人在1993年的一次偶然相遇中结成事业伙伴。
1993年，陈国千里迢迢投奔史玉柱，从最早的办事员做起，后来成为了上海健特公司的总经理。在巨人危难之时，陈国担负起了看护巨人烂摊子的重任，留守“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史玉柱实行战略转移，发展新事业。陈国对巨人其中的凄苦无疑是体会最深的。在性格上，陈国的沉稳踏实给了史玉柱许多的补充。这也是为何史玉柱安排陈国独守巨人大厦的原因。
陈国现在回忆当年孤守空旷的巨人大厦，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慨，“当时非常无奈，都知道我们没钱，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钱。”
而最令陈国感到为难的并不是独守大楼的寂寞，而是那些气势汹汹上门讨要钱款的债主们。在那段日子里，陈国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全面统计售出去的楼花，并以存档处理。这些资料在后来便成了史玉柱还钱的重要依据。
费拥军则是在巨人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忠实老臣”。早年的费拥军只是巨人天津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由于工作勤奋努力，被一再地提升，相继担任过巨人天津公司的副总，新疆分公司的总裁，之后调回珠海总部，在上海健特成立之后出任副总经理。
刘伟作为最早加入巨人的员工之一，曾为巨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伟也是坚决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早在当年史玉柱开发汉卡之时，刘伟就已是史玉柱的得力助手。她在之后也出任了上海健特公司的副总经理一职。刘伟从来都不曾忘记巨人，不曾忘记那个撒下无数青春汗水的梦想之地。
“我刚进巨人的时候，工资是450元，当时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无怨无悔地努力，经常加班，但从来就没有什么加班费，如此努力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怎么都不会甘心。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待遇和房子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思维是，我们不会去买房子，我们巨人要建一座大厦，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好大好大的房子。”也许正是怀有这样的梦想，刘伟希望能一直留在史玉柱身边，看着他们的巨人大厦再次直冲云霄。
20岁大学毕业即加入巨人的程晨更是对巨人有着很深的感情。“当时我们班的12个女同学都很羡慕我，他们也非常希望加入到巨人集团来工作。”大学毕业的程晨怀揣着年轻的心跳，“当时我别着巨人的徽章到外地办事，人们总是争着和我握手”。程晨也和所有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激情澎湃，热情似火。
这些人大都具有成功企业经营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品质：谦和。而他们的锋芒都藏在平淡的举止里面。
在离开巨人之后，费拥军是一直跟着史玉柱的巨人骨干，那段时间跟着史玉柱拼了命地打拼使得他比同龄人显得苍老许多。在巨人“落难”后的两年时间里费拥军居无定所，四处游击，他坐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住过30块一宿的简易招待所，这些他都一个人咬咬牙扛了下来。
然而也就在这时，费拥军的妻子跟他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费拥军回忆说，“史总建议我，要么让我爱人也到南方来工作？——史总知道我是不愿离开她的。”“后来我跟她谈了，她不同意，我们离婚了。”费拥军接着说。这似乎有些类似于史玉柱的早年经历，作为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史玉柱不可不谓是感同身受。也许成就大事业者总是需要付出些什么，或者这就叫做成功的代价吧！虽然并非每一位成功人士都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取得成就，史玉柱和费拥军所遭遇的无疑让他们在残酷的随时可能再次牺牲的战争中变得更加无畏了。
第一节 正视失败：史玉柱惜别伤痛，重新上路(3)
为何费拥军在巨人危机后依然死心塌地地追随着史玉柱，按他自己的原话说来，“兄弟有难，不能抛下他不管。”并且“他（史玉柱）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背这个包袱的。”
在费拥军的眼里，史玉柱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同样的事、同样地分析，你就得不出他那样的结论，而且，往往是对的。”
“虽然有个性，但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费拥军对于史玉柱的一些冒进举动，他解释到，“他现在比过去成熟多了，过去考虑问题可能很深邃，但是不一定全面。现在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有多少人愿意誓死追随一个负债超过2亿的人呢?而这些人就像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一样,最终使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自动归降。由此看来，史玉柱绝对具有领导者所需要的人格魅力。
企业的发展最核心还是人才，真正的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四个火枪手”忠心耿耿，也间接或直接促成史玉柱办企业的用人标准——巨人在用人机制上不用“空降部队”，如MBA、海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