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哈加纳”为“以色列国防军”所代替，6 周后，“沙亚”为“对外情报机构”所代替，这就是摩萨德的前身。
1 ．成立。
摩萨德的成立带有戏剧色彩，它源自于以色列情报局内部的一次严重的叛乱。以色列成立之初，情报界之间的分工非常模糊，职责往往相互重叠。当时共存在有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阿利亚—B 四个情报机构，他们的分工大致是阿穆恩负责军事领域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情报，外交部政治处负责海外的谍报收集并与外国安全机关建立关系，阿利亚—B 负责有关移民的一切事务。建国初，以色列面临着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关系以色列的生存。可以想象，此时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情报是迫切需要的。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升级、美苏关系滑坡，担心阿拉伯国家借紧张的国际局势向以发动新的进攻的心理在政坛占主导，对军情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海外谍报刺探机构的外交部政治处对此贡献相当有限，他们的重点放在了诸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计划、经济建设工程之类的事情上，这些信息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显然助益有限。不但如此，那些海外间谍在欧洲肆意挥霍，生活十分奢侈，这就更引起了其他情报人士的愤怒。作为阿穆恩的负责人，吉布利首先向政治处发起挑战，接着，辛贝特局长哈霍尔也成了吉师利的盟友，他们在向海外派驻了各自的谍报人员后，很快就在各个方面形成了竞争，并逐渐导致情报的混乱。
总理本—吉里安对此十分光火，于是下令对情报机构进行整治。起初，整顿工作在罗文•；希洛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些原属政治处的谍报人员却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个名叫本—纳坦的高级谍工的领导下，他们拒绝服从这一由最高领导人执行的改组，他们提出了集体辞呈，并焚烧了手中所有的秘密档案。这一反叛行为遭到了总部的鄙视，罗文•；希洛在总理的支持下把反叛者抛弃一边，全力改组，结果，“情报暨特别任务局”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这一天，是1951年4 月1 日。权力得到了重新分配，摩萨德全力收集海外谍报，并直接向总理负责，而情报所引发的特别行动以及周边国家军事情报则由阿穆恩负责。
2 ．发展。
人们一般把以色列的情报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摩萨德在以色列情报机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摩萨德的发展史，也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1948～1962年，初出茅庐的情报界与整个以色列社会一样，开拓精神占主导地位，人乃为最最重要的因素。军事情报局的头目艾泽•；比里因丑闻被迫下台之后，国内安全机构的领导人艾泽•；哈雷尔成了随后10多年里情报界的中心人物。他是唯一的“梅穆内”——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正是哈雷尔，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确立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性质。在其上司本—古里安的指导下，这位梅穆内自然希望其谍报人员都成为王子。
哈雷尔往往被人们描绘成一位修道士式的人物。他认为，情报局长的工作就是为其下属树立榜样，所有辛贝特和摩萨德的男女应该和他一样爱国和无私，他们对以色列的一切都应抱有与他一样的热情。 以色列缺少其它国家建立已久的情报机构的经验和传统，所以，其最初的间谍也许不知道如何做某些事情，但以色列人发现了一个有效方法。他们被告知：“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一切都是可能的，间谍王子们也将找到自己的出路。几乎所有的情报人员的背景都是相同的：欧洲出生的犹太人，能讲多种语言，各自都为自己的教育程度和修养感到骄傲。他们形成了一个英国式的“兄弟会”，将国内社会的内聚力令人惊诧地变成了在外行动时意志的统一。他们总是认为，自己领先甚至绝对领先于他们的阿拉伯敌手。然而，有些在外行动的以色列间谍的行为则有失分寸，他们整日在高级旅馆套房和豪华餐厅里做着间谍梦。这些人的表现与哈雷尔的清教主义和生活从简的原则发生了冲突，并最终被哈雷尔毫不留情地踢到了一边。
如今，对情报界的部分指责集中在统称为“浪费”的“腐败”或“不必要的花费”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这一愿望从哈雷尔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哈雷尔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对在外活动的摩萨德和辛贝特间谍的绝对负责。他极力让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是以色列人最优秀的代表，整个‘情报界和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有人被抓，以色列会采取突然行动把他们从国外营救回来。作为一种选择，被俘的阿拉伯人将被扣留，以便用于交换。以色列还会求得诸如教皇和美国总统等国际名人的帮助。
第二阶段：1963～1967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梅厄•；阿米特首先作为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局长，后作为摩萨德的局长，控制着情报界。他推出了更专业的招募和训练方法，稍稍脱离了分析家称之为“人工情报”的方法。阿米特一向强调招集优秀人才的必要性，但他也把计算机及其它技术手段引进了情报界。阿米特说：“谍报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的运用及其它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而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情报界的情形更是如此。”
阿米特希望摆脱对那些在哈加纳及其它建国前的地下组织中与其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的依赖。哈雷尔当年是凭直觉招人，而这位摩萨德的新主人则像美国大型企业那样招人。他采取一些更为系统的方法，大多在精锐的军事部门挑选人员，这些人必须表现出“进取和首创精神、机敏的素质、坚定的意志以及与敌人一比高低的强烈欲望”，为了能够像管理一个大公司那样管理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阿米特将摩萨德从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院搬进了新的办公楼。对于老一辈来说，这些办公楼实在过于奢侈豪华，所以，最初的关于浪费甚至腐败的指责也就出现了。
1967～1977年为第三阶段。“六天战争”和以色列社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此时的间谍王子们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是不可战胜的。阿米特摩萨德局长的职务一直担任到1969年，他承认：“（六天）战争之后，我们染上了自高自大的毛病，认为‘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是最优秀的，远在他人之上’，从而造成了价值标准的丧失和对民主的蔑视。”
对西奈半岛、约旦河两岸、戈兰高地及加沙地带的占领增加了情报机构的负担。辛贝特突然发现，其使命已不再是保卫国境之内的民主和安宁，而是确保以色列不受占领区受到敌人的破坏。辛贝特每天都与那些没有民主权利的阿拉伯人打交道，情报界一部分机构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像秘密警察那样行动，当初的王子如今连骑士都算不上。他们更像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的封建地主。
在此同时，持续不断地监视阿拉伯邻国军事威胁迹像的工作却被忽视了。曾是阿穆恩电子监视机构负责人的约尔•；本—波拉特准将回忆说：“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的视念被普遍接受。一个以色列坦克排可以阻止一个营的迸攻，打败三倍于己方力量的敌人。这自然是一派胡言。有关阿拉伯人的情况，他们的历史、文化、宗教及文学，摩萨德知之甚少。摩萨德人员不能讲阿拉伯语，他们对学习阿拉伯语的必要性不屑一顾。可是，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情报分析员，你就必须用他们的语言去接触并研究事物。”自负的以色列人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的突然袭击中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未能预测战争威胁的责任属谁？有关这一问题，大家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了情报界的四分五裂，并大大削弱了以色列公众对情报界的信心。
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当选为以色列第一位非工党总理，这使以色列情报界进入了其第四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冒险主义时代。由于贝京对情报界的秘密行动有着强烈欲望，他鼓励情报机关采取更加激动人心并有助于绘出新的以色列形象的历史性行动，从而恢复情报机关的活力。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走向了极端。此时，观念和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换了新的领导人，他们向情报机关大胆授命，却没有加强对它们的控制，也根本不顾及其后果。情报界内部群雄相争，矛盾尖锐。最后，甚至摩萨德准备的分析材料也根本不能5 ！起总理及其他政界人士的注意，特工人员受到赞赏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的蛮力。一些自认为能够以勇敢的爱国行动而成为王子的间谍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当今时代，他们必须用钱买得自己的地位。对于个人财富的欲望以投入经商之潮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群过去的情报人员改弦易辙，开始自立门户，独自行走江湖，他们当上了安全顾问和军火商，谁出价高，他们就与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