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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
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朗朗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
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动乱便开始了。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邦邦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默不作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