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吴院长如是说。
吴阶平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会诊。
专家们会诊时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背对背”会诊(即不告诉病人姓名)。当即决定，由中南海门诊部派一名医生随吴德诚教授一同前去。他们到天津，请虞颂庭，在上海，请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老前辈熊汝成教授等人会诊。
至5月18日，我们将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汇总，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没有异议。
最后，为慎重计，我们很快将京津沪三地会诊过的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问题的某些症结。比如，按惯例，保健医生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尿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元老级政治家的周恩来，他知道正确地对待这件事，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直接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突然尿血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老张已推门进来了。
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大约二百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赶紧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即整个排尿过程中排出来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们排尿开始时排出的是颜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将结束时排出的尿呈“鲜红色”，专家们称之为“终末血尿”。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吴院长听后很焦急，希望立刻亲自来看望周恩来。
吴阶平院长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熟悉我们的保健工作，并且对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我们同他讨论任何问题可以直截了当，不必有何忌讳。
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清晨，邓颖超起床后，待她从盥洗室里出来，我们立刻向她报告总理的病情变化；向她说明，一旦出现血尿，就再也无法对总理隐瞒病情了。我们告诉邓大姐：已经将情况与当前的应急措施通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方面是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听取她的意见，想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