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在周恩来做手术的前两天及后三天,专家与其他人员,一律每人每天一元八角;每天要给专家吃水果等。叶帅对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按照叶老帅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周恩来休息好,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病室安静。病房上面的二层楼空着,专家及医护人员都住到三层以上。这样,对他们的生活也方便,比如总理休息后照样可以使用抽水马桶或者洗澡盆等,这样不至于因水管子发出噪声而影响总理休息。

            叶剑英在周恩来每次手术前,都要听取医疗组的情况汇报,他还亲自到设在医院地下室的食堂去看望、慰问和感谢厨师与生活管理人员,向他们拱手致谢和嘱托说:“你们的任务,是照顾好专家们的伙食,保证他们的健康,这就是照顾好总理了,前线同后方的目标只有一个,都是为了给总理治病。”

            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被列为奢侈品之类。我们只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作为公用。晚上看节目时,电视机前要摆放好几排座位,大家主动给老专家以“优待”,请他们前排入座。大约过了几个月,上面又拨给我们一台彩色电视机,把它放在专家居住的楼层公用。

            在当时情况下,叶剑英不仅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由他亲自出面过问与周恩来医疗组有关的事情,他起的作用是绝对重要的。我们不能忘记,那时候的“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便消失,总理的精神与体力的康复亦很快,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为之高兴,自不待言。

            叶剑英向医疗组表示慰问和感谢;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皆大欢喜。

            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并不太乐观,大家心里仍感到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作第一次膀胱癌电灼术以来14个月中,已经复发了3次,可算是频繁发作了。尽管在严密监测和断续地进行化疗的情况下,每次复发都来势较猛——大量尿血,致使身体十分虚弱。特别是1974年3月12日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

            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深深体会到,给总理治病,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因为,无论如何大家都难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不能痛痛快快地接受医生的建议,立即住进医院去治病?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及他的精力,尤其是夜间工作的本事,确实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西花厅的灯光“长夜不灭”,是为世人所熟知的。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人帮”的“组阁”梦彻底破灭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做完第一次膀胱癌手术后的康复情况比较顺利。其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将召开“四届人大”。“四人帮”正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的邓小平。那时,邓小平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四人帮”妄想着只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都整垮了,他们就可以掌握“组阁”的人事安排权。为此,“四人帮”乘周恩来住院养病期间,策划于密室,忙得不亦乐乎。

            恰在此时,江青得到一个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消息,她觉得抓到了打击邓小平等人的好机会。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制造事端,向邓小平发难。

            所谓“风庆”轮事件,那是几年前经周恩来批准,从国外购进了几条轮船,用以扩充和增强我国的海运事业。“四人帮”则将此事无端地上纲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还批判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修正主义”和“卖国主义”,并扣了一大堆帽子。

            “四人帮”威逼邓小平,要他必须对“风庆”轮事件表态: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批判的矛头是直指周恩来的。邓小平已是忍无可忍了,他以严厉的口气回击江青道:

            “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邓小平讲完话,便拂袖而起,愤愤地离开了会场。

            这还了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谁敢于当面顶撞这一位“旗手”啊?邓小平真是捅了马蜂窝。

            “四人帮”推举王洪文立刻飞赴长沙求见毛泽东,来个恶人先告状,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并说邓小平在北京“大闹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医院养病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频繁出入医院,他们在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王洪文以为,他向毛泽东进行了这一番煽动性的“汇报”,定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和支持。岂料毛泽东听完他的情况汇报,大为恼火,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指出对邓小平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不要背后搞,应多跟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总跟江青搞在一起。

            毛泽东虽然在外地养病,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仍在掌握之中。有关“风庆”轮问题,他早已知道。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情,况且李先念他们正在解决当中,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指出:“不要多出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至嘱。”

            毛泽东训斥“江青有野心,想做党的主席”。

            毛主席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由总理与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此,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的大局,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三〇五医院,周恩来得悉,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并传达给叶剑英及李先念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四人帮”在“组阁”问题上,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挨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邓小平没有被整垮,反而更加职高权重了。这使他们怀恨在心,为日后变本加厉整邓小平埋下了伏笔。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语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虚弱,正在康复当中。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怎么能随便外出呢?再说,总理目前的健康状况,叶帅是清楚的。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叶老帅在电话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语。

            “您知道,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后回答道。

            他老人家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一些。他关切地说:“还有一些时间,你作好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

            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我觉得此事责任重大,不让我跟任何人讲,心里有点不踏实,起码要先跟邓大姐通个气吧。我很快将叶帅交代的任务报告了邓大姐,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工作,等待通知。”邓颖超听了我的汇报后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数的。

            周恩来住在三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他老人家仍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故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

            便将电话挂断了。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今天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叶帅。

            叶剑英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等情形后,用相当慎重的语气向我交代说:“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他讲完后,叮嘱再三:“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