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时的神态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神情安详、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看得出来，他对科学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带头响应。1958年，总理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安葬在那里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坟墓平掉，进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种上了庄稼。60年代后，周恩来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作一点贡献。”
这就是周恩来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和邓颖超都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子孙后代的光辉典范。
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实行土葬。我们只要跨出家门到城郊或乡间区，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旅游风景区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坟茔占去了许多可耕地。这是一种愚昧无知、令人心痛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们的先哲周恩来早已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他自觉地不保留骨灰，破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是对丧葬制度所作出的一次启迪后人的革命性举措。
1月15日下午3时，党中央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散会后，邓颖超在台湾厅严肃地对亲属讲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生命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几十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伯伯的心愿，我已经了却。
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小轿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大会堂开出来，由长安街向东西各自疾驶而去。参加追悼会的人渐渐地散尽，仍不见人们熟悉的那辆黑色红旗轿车驶出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拥满了人群。他们渴望着再看一眼总理，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再送他一程，目送他乘鹤归去，直到他永远安息的地方。
等啊等啊，就是不见那辆黑色轿车开出来，人们开始着急了，都在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敬爱的周总理，您到底在哪里?但他们依然静静地引颈期盼着……
此时此刻，有谁会想到在人民大会堂里，邓颖超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分装成三袋，交给了周恩来生前党支部成员。他们乘坐周总理的座车护送骨灰悄悄地向东郊迅速驶去。
邓颖超亦乘车相送去机场。他们手捧着总理的骨灰登上一架农用小飞机，按照事先的约定，飞机升空后，他们应听从驾驶员的命令，分别在北京上空、天津海河与黄河入海口等处，将骨灰全部撒干净。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一架小飞机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这一壮举是在默默无声中进行的。曾经有人问起，总理的骨灰真的都撒完了吗?难道没有留下一点儿吗?总理的骨灰究竟撒在了什么地方……给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尽的遐想。
我们根据周恩来一生的谦逊美德和他的彻底革命精神，答案便不难找到了。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了周恩来。他们会说，周恩来没有后裔，没有留下坟墓，甚至也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
1998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日子过得真快，光阴荏苒，转眼间不觉已过去了十年，我已是七十六岁的老年人了。
记得那年从年初开始，从北京到上海以至于全国各地人民都沉浸在深深的缅怀之中。报刊、杂志刊登纪念、追思文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晚摘要播出《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电视台播放领导人、周恩来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采访实录，各机关，团体的报告会纪念会广泛宣传周恩来这位历史巨人的人格魅力。因为周恩来是人类的楷模，民族的灵魂。有关他的故事世代相传，常说常新，永远也讲不完。周恩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周恩来就在我们身边！
我的回忆录出版后，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陪同签名售书并到机关学校等单位作报告，遇到不少感人的事情，真是难以忘怀。
二月份的上海阴雨绵绵天气十分寒冷，一日下午预定两点钟在静安寺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们于一点半到那里看见已有几十人排队。我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只管签名，忽然听到一个男子高声说：“张老，您跟着周总理他老人家十来年，跟他握过很多次手，我能握一下您的手吗？”我马上站起来，一看是位四十来岁的工人师傅，他正站在我面前，并立正向我举手行礼。我同他热烈握手，并向他表示了感谢。过了一会儿，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张佐良，张佐良……你还认识我吗？”我赶紧站起来一看是位女同志，花白头发戴着眼镜，到跟前仔细辨认方知道她叫赵秀华，是我于1952年在上海卫生干部学校补习文化时的老师。她激动地含着眼泪说：“你为周总理服务，我们大家都感谢你。”说完，我们握了一下手，她便拿着签好名的书走了。后来，又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大妈带着孙子冒着寒风前来，她说孙子要拿压岁钱买一本《周恩来的最后十年》送给他父亲做生日礼物。这一件件看似小事情，确实令人感动不已，这也充分说明周恩来的确深入人心。
我的回忆录写的都是有关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的起居作息和一日三餐等日常生活，但要结合到那个特殊年代，便会产生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有助于没有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来理解那段历史。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人民日报》以《相知相识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为题发表长篇文章说：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自192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76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恩来同志一个人。
……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
……当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国性灾难时，周恩来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机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大会上讲话时把周恩来的精神高度概括为：“1.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忍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2.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3.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
联系到那个动乱岁月，再结合杨尚昆和江泽民的文章及讲话就容易理解周恩来的艰难历史处境，什么叫“相忍为党”和伟人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