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会后：
韩小蕙在征求我如何写会议消息时，我说，不要光写《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生的《八里情仇》，程海先生的《热爱命运》，都即将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发表，建议小蕙也将这些都说上，给人一种陕西整体阵容的感觉。小蕙的报道名字叫《陕军东征》，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陕报转载。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陕军东征”现象，称谓缘由此起。
韩小蕙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人民网的上《“陕军东征”的说法是谁提出的？》一文中，是这样批驳的：
这简直是比天方夜谭还神吹的一段谎话。我当即打电话，把高建群此语念给几位当年参加了会议的评论家和记者们，有的人失声大笑，有的人连称“说谎！说谎！”，还有人说“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一致的结论，让我马上写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因为“陕军东征”确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现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目前趁当事人还全部健在，人证物证俱全，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免得给将来留下后患。
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编制(5)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早晨，我去北京空军招待所参加《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上电梯的时候，记得当时里面有阎纲、周明、陈骏涛诸先生，好像还有唐达成先生。不知谁跟阎纲和周明开了句玩笑，说“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听说都在写长篇。好家伙，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
那一天，我因有事，听完会没留下吃饭就走了。回家后翻了翻《最后一个匈奴》，感觉语言太松散平淡，后半部写得完全没了精气神儿，全书水平很一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与会者纷纷跳开它而大谈陕军。那么，我的报道怎么写呢？按流行的办法写三行简讯，是最省事的，但似乎有点儿对不起出版社和那么多与会者，而且听了那么多发言，里面也的确有内容，我苦苦思索着。后来突然心里一亮：何不就在“陕军东征”四个字上做文章呢？
引文是多了点，是因为我谁也不想得罪。感触却不是没有。高建群的失误在于，这样一件关于“名”的大事，岂是你一个地方军的将领可以随便说道的。你看韩文中提到的一串名字：阎纲、周明、陈骏涛、唐达成，还有写文章的韩小蕙，哪个不是中央军的？就是阎纲、周明这两个大好佬，你以为他们是陕西人，就是陕军派驻中央的上将参议吗？更错。有中央军的身份，谁还在乎什么陕军。韩文中说她“把高建群此语念给几位当年参加了会议的批评家和记者。有的人失声大笑”云云，其中也该有阎、周二位吧。
韩小蕙的文章中，我最感兴趣，也提请列位注意的是这样两句。一句是：“陕军东征”确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现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一句是：为什么在名利面前，有些人能够眼都不眨一下，做得这样厚颜无耻呢？
顺便说一下，在各地纷纷组建地方军的时候，从未听说“京军”如何。这是因为驻京部队的构成较为复杂，有的是京字号的，有的是中字号的，中字号的觉得叫京军低了自己的身份，京字号的又觉得亮出京军的旗帜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地方部队。都在情理之中。以我之见，不管中字号的还是京字号的，可统称为“御军”——御林军。俗称不妨叫“卫戍部队”。
文章写的够长了，该完了。粉碎——打住。我的原意是要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写到这儿，忽然怀疑起自己的想法了。真要将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粉碎了，让一个个作家都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凭着自己的作品说话，没了这样那样的喧闹与争吵，我们的文坛是不是太寂寞了。
生存，还是死亡？
在理性与情趣之间，我这黄土高坡上的土佬，竟遇上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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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