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已发现的后室中那几件形体颇大的随葬器物，同样难以搬移出来。这诸多的条件限制也就决定了挖掘通道进人的方案不足为取，真正可行的还是要在打开石门上想办法。在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出台之前，考古队领导决定，把石门下那条原有的通道扩宽加深，让韩悦、姜言忠等摄影录像人员先后人内把清理前的原貌拍录下来，接着再派杜玉生、冼锦样两人进人室内测绘位于石门后面的几堆陶璧平面图，然后将一部分陶璧暂时起取，为打开石门腾出一块工作场地。
当上面的事务按照事先的设想和要求处理妥当后，麦英豪向北京方面作了阶段性的电话汇报。9月1$日，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考古大师夏邪同副所长王廷芳以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等3人飞往广州，对发掘现场作了视察，同时听取了麦英豪、黄展岳、杨式挺3人的详细汇报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方案。夏鼎等领导对第二道石门作了具体勘察后，对发掘队作出的设法打开石门进人室内清理的方案给予了肯定与支持。考古队决定请在石料的开采利用和破解方面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人员前来协助，以便尽快开启石门，投人清理工作。
9月19日，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队长陈日荣接到求援的电话后，率领两名队员很快赶到象岗发掘工地，与考古人员共同商讨打开石门的办法。陈口荣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西边那扇石门的上轴处有一道裂痕，凭着多年的采石经验，他立即感觉到如果巧妙地借用裂缝的缺陷，这扇石门便不难打开，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这扇门下的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随着掏坑的加深，沉重的石门板必然随之下沉，由于石门的上轴处已经断裂，下沉后的石门板就会脱离石轴成为一块孤板，随时可用起重机将其安全吊离现场。只要这扇石门板吊离，另一扇也就随之打开了。陈日荣提出的设想在经过众人的论证后，认为值得一试。
9月20日，麦英豪开始让人在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陈日荣不愧是采石方面的行家里手，他的设想果然奇妙，随着掏坑的加深，巨大而沉重的石门板开始下沉，当掏坑加深到一定程度后，西边的那扇石门发出“嘎吱”一声轻微的响动，随后完全脱离门轴而成为一块孤板。众人望着眼前的一切，无不为之振奋，随着一阵欢呼声，大家七手八脚找来麻袋对石门进行捆垫，然后再缚上钢丝绳以便吊离，随着起重机几声沉闷的轰响，石门板被吊离现场。一个让考古人员困惑了十天一l一夜的难题迎刃而解，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了。
墓主棺樟今安在
石门打开后，考古人员按照各自的分工陆续进人后室。只见整个后室是由一个较大的厅堂和三个小型的内室组成。厅堂居中，三个小型内室以厅为中心，分左、右、后三面环布，且都有过道和厅堂相通，整个格局如同现代居房中的三室一厅。经测量和勘察，厅堂内长4.84米、宽1 .84米、高2.3米。从室内结构和散乱的随葬品观察，这里应是墓主人棺撑存放的地方。考古人员把厅堂定为主棺室，其他3个小型内室定为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在主棺室东、西两侧石墙上平铺的石板有3块已断裂掉下，断裂口与墙壁齐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由于墓穴上方填土的重压所产生的剪力作用所致。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主棺室西墙间上有2块石板断落下来，其中最大的一块长达1.66米，掉落在主棺室与西侧室的中间过道上。经推断，这块巨石沿墙头成直线断开后，在落地时又折为两半再开裂成两片，一片压在棺撑的一个铜铺之上，另一片压在棺停的腹部位置。除此之外，还有几块巨石以及碎裂的小石块散落在主棺室的周围并将一些随葬器物砸坏。
当测量、绘图、照相、录像等例行的前期工作完成后。接下来要做的事项就是对室内断石碎块予以清理。由于其中几块断石较大，墓室又相对狭小，单靠人力难以将断石直接搬出墓室，考古人员便在主棺室前端铺上两行厚木板，上面再铺放几根圆木棍作移动器械，由几人合力将墙壁上掉下的断石搬人圆木棍之上，慢慢移出室外。所有的石块被移走后，考古人员又利用先前白荣金发明的悬空发掘的办法，沿着墙根清理出几个对应点，叠砌起几个砖座，架上横杭，再铺厚板，搭成一个悬空的工作平台。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对主棺室那具有非凡意义的清理工作正式展开了。
通过较为详细的观察，大家发现，整个主棺室随葬器物的分布是:墓主的棺停位于主室正中，四周分别摆放着质地不同的随葬器物。贝占近东墙的地方置一座漆木大屏风，这座屏风将主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日遮挡起来，不过此时屏风的漆木架早己朽毁，原来各转角处的铜包角构件都掉落在石墙脚下。后经考占人员麦英豪等人复原后得知，这座屏风正面分为正上间与左右间，其中左右两间的宽度与正间相同，正间设两扇屏门可向后随意开启，两侧各有一页翼障，用有转轴的折叠铜构件相连，可作卯度启合，形成一座平面为“门”形的漆木围屏。从遗存的迹象看，屏风上的铜柱顶饰和支撑、托的构件全部是拆下或砍凿下来以后，又将这些器物堆放于东墙北端转角处的。由此可以推断，当初下葬时，此室的安置顺序是:先将东侧室和西侧室陪葬的棺具及随葬器物安置停当，再把众多的器物放人后藏室，然后放置了这座漆木屏风。由于屏风过于庞大，墓室的空间难以安置，负责葬仪的人在匆忙中开始对屏风削头去脚地予以砍削，直到屏风安置妥当为止。当屏风安置完毕后，最后才将墓主人棺荐抬运进来。
考古人员发现，存放于室内正中位置的棺撑早已腐朽不存，根据所遗留的一部分板灰痕遗迹及原钉嵌在撑板上的6个大铜铺首的出土位置，以及棺梓内随葬器物的排列情形看，可以大体推知棺撑入葬时的状况。
那6个大型铜铺首的排列顺序是前后两头各1个，两侧各2个，位置相互对应。铺首的大小造型及纹样均相同，其状为双口圆睁，粗眉上扬，张开的大口与面颊同宽，口中上齿毕露，缺2个犬齿:上鬓及两嘴角鬓皇上卷。两耳作卷云形，末端向内卷曲，鼻梁呈三截凸起，额顶中凹，其卜加一卷云纹饰。顶端两侧的发式呈绞索形，末端向内卷曲。齐头宽大的鼻子衔一粗壮铜环，环径达14.5厘米，圆环铸出3组带饰。带的末端呈穗状下垂，其上饰浮雕式卷云纹，在每组带饰卜还残留有裹扎着的宽幅丝带。整个铺首通体奕金，眉间和上眼睑用黑漆勾画出线纹，两眼涂黑漆，只是因年深口久，黑漆大多已脱落，只有残留的斑点隐约可辨在铺首的背面横出一个方柱形插掸，长8，5厘米，插桦的表面留有松木痕迹—由此可知，这6个大铜铺首原是分别钉嵌在探漆的外梓壁板上，原撑板的厚度应在10厘米以上。
从s个铜铺首的出土位置看，右〔西)侧的2个相距r.}米.成一直线排列，这说明2个铜铺首从掉壁板坠下后，基本上保持在原来的平面位置，没有偏移的迹象，两者与棺内布列整齐的遗物之间留有约20厘米的距离—以此可以推断，这应是棺、掉两侧璧板的厚度。
与右(西)侧的z个铜铺首排列顺序不同的是，左(东)侧的2个铜铺首位置却出现了大幅度倾斜，其中南面的一个与右(西)侧的一个相对，紧贴在棺内左侧5把铁剑的末端，当中没有空余的缝隙，可见这个铜铺首明显不在棺外而是压人了棺内。与此相反的是，位于北面的一个远离棺内遗物0.5米、斜倒在屏风的铜构件脚下。这个反常的现象向考古入员无言地表明了墓穴深处那悄然发生的一幕:当东墙头的石板由于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而断裂掉下时，正好碰撞在外撑左边及屏风上，石块强大的撞击力使本已腐朽的壁板立即散裂开来，致使原本镶嵌在撑壁上的铜铺首也随着掉落下来，其中北面的一个倒在屏风脚下，南面的一个斜向棺里扑倒。与此同时，外撑的两头挡板也在巨大的重创下分另晌内扑倒，身上镶嵌的铜铺首跟着掉落于撑内的“头箱”和“足箱”盛放的随葬物之中。
尽管此时墓室内棺撑早已腐烂如泥，但尚可见到遗留下来的部分残漆皮，在考古人员采集到的10余片漆皮中，保留最大的一块约有巴掌大小。仔细观察，发现漆皮为黑漆地，分别用绿、黄、朱三色绘制成流云图案。据此可以推知，整个外撑的四周壁应全部由彩绘纹饰装饰而成，遗憾的是随着棺梓的腐烂，彩绘图案的形状已无法知晓了。根据棺撑腐朽后残留在左(东)侧的一条比较清楚的板灰线痕以及两个外撑铜铺首相距0 .9米的现象推知，墓主人的外停长约3 .3米，宽约为1米，由于外撑的高度无遗留残痕可作参照物，故无法推知其高度。从棺停内遗物的分布位置和左侧棺掉板残留的灰痕推断，内棺的两壁与外撑板之间不会留有多少空隙，两者几乎是紧贴在一起。另外从两侧和头足间随葬器物的分布位置测知，墓主的内棺长约}.2米、宽约Q.}S米，其高度仍无法作出较为准确的推断。
当棺撑的情形大体弄清之后，考古人员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室内散乱的随葬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