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书，写专栏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华人中算是高的。但和凤凰卫视的相遇，让我的人生再一次踏入新的旅程。其实在日本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可以作为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主角，而我成为“唐人街”栏目的主角，则是一个“奇遇”。我和凤凰卫视没有任何的“渊源”。把我推荐给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组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当时凤凰卫视只是想找一个“有趣的”题裁。当他们知道在东京有这么一个华人，以做歌舞伎町案内人为生，而且在日本的各类媒体上频频“出镜”，大讲歌舞伎町的文化，觉得有趣，就找到了我。
记得第一次见面，栏目摄制组的人下了飞机就赶到我的住处。那天我刚起床，穿着随意，睡眼惺忪。摄制组的人心里还直犯嘀咕，“这么样的瘦男人能干什么？”但等我回屋把自己“捣蚩”一番后重新站到他们的面前，把她们吓了一跳，“哎，还那么精神呀！”。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拍摄。当天就去歌舞伎町，拍约会、见警察、与黑社会交涉等，拍摄进行得十分顺利。十天下来，几十个小时的内容很快编成了一集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传回了凤凰总部。摄制组还在日本，我这集就已经在“唐人街”栏目中播出了。摄制组的年轻女导演小苏很有意思。当时她们正在大阪，她一边在看播出的节目一边给我打电话。而我也正好兴奋地在看着该片的首播。她对我说“小牧，不好意思”。说着竟哭了起来。我问他哭什么。她说：“本来她起名是《活在歌舞伎町》，但播出时却被总部改为《歌舞伎町皮条客》。”我对她说：“没关系，可以让全世界能看到凤凰节目的观众了解我这个皮条客。”“皮条客” 作为电视片的名字，应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但它和中国的皮条客的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 正是日文中的“案内人”，也就是中文的“引路人”、 “向导员”及“导游”的意思。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比如脱衣舞表演等。只限于介绍，我既不开店，也没有管理着十个、二十个女孩子，让她们去卖。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香港《壹周刊》的报道中称我是“龟公”，它用了很大篇幅报道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我做的事和香港人讲的“龟公”不是一回事。如果我真的是在做皮条客，做“龟公”，日本很严肃的《朝日新闻》社不会出版我写的第三本书。同样，国际上相当有影响的、也是很严肃的《Newsweek新闻周刊》日文版也不会让我做专栏作家，发表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娱乐、饮食、设计等十二方面的评论及意见文章。
二○○五年四月李小牧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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