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谁不可以提呢？谁都可以提的嘛。但大家，特别是罗长青很清楚：地方长官，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意见不听是不行的。罗长青也很清楚，胡书记虽然并没有明确指示你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但你不那么判是不行的，要以大局为重，为了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明摆着的嘛，只要判了多吉，闹事的人满意了，他们也就不会闹事了，社会也就稳定了，又是一片歌舞升平，莺歌燕舞了，群众满意了，领导也满意了。但是对多吉公平吗？对那个死者公平吗？如果真有真凶，他们逃脱了法律制裁，从此逍遥法外——公正吗？法律呢？把法律摆在什么位置呢？法律难道是橡皮筋吗？是可以任意拉长的吗？如果是可以任意拉长的橡皮筋，那么要法律何用呢？以法治国怎么来体现呢？唉！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反正都是要退休的人了，能够平安着陆，安度晚年比什么都重要。反正我的意见是已经提出来了，至于听还是不听，就不那么重要了。万一今后发现这个案子搞错了，我又能负多大的责任呢？想到这里，罗长青长叹一口气，释然了。
余飞被叫到罗长青办公室已是开常委会那天的下午五时了。
“罗院长，开会回来了？怎么说？”余飞看着心事重重的罗院长问。
“你准备一下判决书吧，就按他们检察院的那个意见判吧，搞快一点。”罗长青有点不太情愿地说。
“那个弹头怎么办？检察院、公安方面始终拿不出来，这个问题在判决书上怎么表述？”余飞有点惶惑地问。
“我有什么好办法。既然他们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那就不重要吧。你在判决书上只好不提嘛。”罗长青无可奈何地说。
余飞低头想了一会儿：“那判多少呢？总不能判死刑吧！如果判死刑，头杀了可就接不上了。”
“我们就留有余地吧，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万一以后发现错了，我们也不至于就没有改正的余地了。再说这样判也是有理由的嘛！多吉至少是投案自首的嘛！他们总该满意了呀！”罗长青明显带着情绪说。
“那我就这样写判决书了。我看民事部分我们就不妨多给他们判一点，反正多吉什么财产也没有，判了也白判。这样，那些人总该满意了吧。”余飞也有点赌气。
“那就这样吧。你准备判决书，争取这个星期拿出来。你去准备吧。”罗长青挥挥手让余飞退下。
多吉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主宰了。一个本不该遭受牢狱之灾的正直、善良、诚实的青年人就这样将在监牢里熬过漫长的好多年，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将在那冰冷的，没有自由的监牢里度过，直到他对生活就快要失去信心，觉得自己将要老死牢中的时候，命运才会给他一次转机。
余飞接下了他并不想接而又不得不接的任务，全然没有了以往拟判决书时的灵气。手上的笔沉重得好似一根铁棍，脑子里也乱得好半天写不出几个字来。他不禁摇摇头，叹口气，苦笑着自言自语：我这是干什么事啊！唉，我算个什么？管他的，审案的不判案，判案的不审案！我算什么？法官吗？我审的案子我自己却不能决定怎么判！就是罗院长有时也不能决定怎么判，有时连审委会都不能决定怎么判！我看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支笔，一件工具，一个没有自己思想的工具！一件人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工具！工具多的很，你这件工具不好用了，换别人就是了，反正想在你这个位置上当工具的人多了去了；罗院长呢？他也只不过是一件大一号的工具罢了！法律呢？法律在那些人眼里我看也不过是一把大号的工具罢了！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唉，我算是看穿了。就这样吧，不是我不依法办事，而是我不能依法办事啊！是依法办事通不过啊！只要你还想在这个位置上，还想端这个金饭碗，你就不能不听给你这个饭碗的人的意见，就不得不考虑左邻右舍那些会影响你饭碗的人的意见，你不得不有所顾忌啊！你不端这个饭碗，你还能干什么呢？你能像那些每天顶着烈日，冒着风霜在土里刨食，辛苦一年才刚够温饱的人们那样吗？你能像那些每天守着震耳欲聋的机器，满身油泥，满脸污垢，还要时时冒着下岗失业威胁的人们那样吗？你愿意失去你现在的崇高的职业，崇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收入吗？如果你不怕失去你已经得到的一切，那你当然就敢违上命去请民命。但你真的这样做了，你又会得到什么呢？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别人会认为你傻到底了，脑袋进水了！别人会认为你是为了出风头，是为了沽名钓誉，是别有用心，是居心不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另类的人谁会与之打交道？领导会怎么看你？你是个不听话的，不听招呼的，是个刺儿头，永远也不可能得到重用！你看有几个弄潮儿是善终了的？出头椽子先烂嘛！家人呢？同样也不会理解你，你这样干，想过自己的老婆孩子了吗？你这样自私，好！不跟你过了。于是乎，你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什么也没有了。社会地位，稳定、丰厚的收入，领导的重用，同事的信任，家庭的温暖，一切的一切，都顷刻间化为乌有。但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就为那虚无缥缈的所谓正义？为那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多吉？孰轻孰重，你掂量掂量吧！想到这儿，余飞想开了，也想通了，想通了，笔头子也就快了，不一会儿，决定多吉命运的判决书就草拟好了。
聚集在州委、州府门口的人们在扎西书记声情并茂的劝说下终于散去了。扎西书记向他们保证，一定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出一个使他们满意的判决。
折西县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街上人们熙熙攘攘，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饶有兴趣地互相打探着对方红包的大小，互相祝贺又高升了一级。酒楼、茶馆、歌舞厅仍是灯红酒绿，人们都在忙着节日前名目繁多的各种团拜、聚会，商量着春节的七天大假怎么过，到什么地方去玩。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只有一个人在监狱里苦苦地等待着决定他命运的判决，他就是多吉。
第十四章
刘宏超是在春节前五天接到登巴打来的电话得知多吉的一审判决结果的。
登巴在电话上只是简单地说多吉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刚刚才宣判的。多吉不服，已当庭提起了上诉。登巴还说多吉和他们都仍然希望委托刘宏超律师担任多吉的二审辩护律师，并问刘宏超同不同意，如果同意，他们明天就到省城来。
刘宏超对这一判决结果既感到意外又并不感到十分意外。感到意外的是判得这样重，已经是刘宏超先前估计的判决结果的上限，也就是说法院根本没有采纳自己的任何辩护意见，并且显然那枚弹头也没有找到。刘宏超知道，如果那枚弹头找到了，依法是应该开庭对弹头进行质证的。没有再次开庭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弹头没有找到，当然就用不着质证了。二是弹头找到了，但正如刘宏超主张的那样，弹头没有破裂，是完好的，控方在这种情况下故意不出示弹头，如果是这样，性质就太恶劣了。究竟是何原因，看了判决书就知道了。刘宏超不感到意外的是他知道多吉一案给政府，给当地社会秩序、治安状况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一定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严格依法公正裁判的。多吉是很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的。好在还有一个二审的机会，二审法院就在省城，那些人总不至于跑到省城来闹事吧？省高院的法官总不至于也象州中院的法官那样受当地政府的影响把？水平可能也要高一点吧？司法理念可能也不至于那么陈旧吧？想到了这儿，刘宏超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登巴的请求，并告诉登巴第二天他在办公室等。
第二天中午刚过登巴就急匆匆地来到了刘宏超的办公室。
登巴还来不及坐下就忙从提包里拿出了一份《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双手递给刘宏超说：“我是今天一早出发的，下大雪了，路有点不好走。刘老师你等急了吧？”
“不急，你别着急。你吃饭了吗？要不你先去吃饭？”刘宏超关切地问。
“吃过了，是在路上吃的。刘老师你先看吧。他们简直太污了，判决书上对你提的那个问题根本不回答，他们自己在庭上都曾宣布了的嘛，咋个现在又不提了呢？”登巴急得脸都有些红了。
刘宏超仔细地看了一遍判决书，并在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地方作上了记号：“你看，判决书对我们提出的关于多吉多次口供中对开枪这一情节的供述的两种说法，即走火说和开枪说，而我们认为走火是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关于疑问弹头并要求交出弹头进行质证是这样表述的‘……我就随手往楼下打了一枪……现场勘验笔录证实：案发现场位于公主桥镇监狱招待所内，进入现场在招待所大门口的卷帘门下方的平台上俯卧着一男性伤者，俯卧处有80X90厘米的血迹，距伤者头部60厘米处有一军用五四式手枪子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