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日，大江截流前夕，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视察泄水闸时，可没有我们如今这种雅兴。当年，他最耽心的就是泄水闸能否在主汛期来临时，安全开启喧泄上游洪水：因为二期大江工程尚在围堰的襁褓中，泄水闸发生意外，整个枢纽将被洪水毁于一旦……由27个闸孔组成的钢铁大闸，单孔设计流量为3000秒立方米。总泄水量为8000秒立方米，它与电站及排沙底孔、大江9孔冲砂闸和三江6孔冲砂闸联合运行，可喧泄千年一遇，类似于1870年（同治年间）那样的110000秒立方米特大洪水。转瞬之间，10多年过去了，泄水闸经历过20多次大于45000秒立方米洪水考验，安然无恙。象198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72000秒立方米特大洪峰，虽令全国人民忐忑不安，但泄水闸无愧于中国闸的称谓，葛洲坝在特大洪峰排山倒海般逼近之时，泄水闸疑聚12亿个祝福齐声呐喊，吓得长江恶龙驯服低头夺路而逃……
泄水闸的确是新中国的骄傲。每年每年，数以千计万计的炎黄子孙不远千里万里奔赴葛洲坝，不就是为了一睹泄水闸，船闸和巨型电站的风采么？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少有不到葛洲坝的；许多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亦少有不到葛洲坝的。这是因为：总投资为48.48亿元的整个枢纽主体工程，从设计、施工到运行管理，全部是“自力更生”。
如今，每当我步入两座巨型电站厂房，无论是眺望整齐排列的21台机组，还是凝眸面对其神经中枢——中心控制室的扇状模拟屏，内心总难以平静。作为一期工程而率先投产的二江电厂，而今已基本实现无人值班，任何情况下的运行工况，电子计算机都能应付自如，且快捷、准确无误。大江电厂自1988年投产以来，其计算机应用着眼未来，走的是“拿来主义”路线，14台机组联网实现微机管理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十多年来，葛洲坝电厂已累计发电1500亿千瓦时，创利税近40亿元，偿还国家基建贷款近20亿元，葛电人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已赚回了国家对整个工程的全部投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记。葛洲坝作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里程碑，在80年代，已享誉世界，被洋人誉为“中国的新长城”。
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把葛洲坝这本历史的书藉挪到2000年来读，也许已不那么耐人寻味了。因为那个年代，三峡工程那部更大更厚的时代巨著，读起来会更加引人入胜。这不是悲剧，而是历史进步之必然规律。
客观地说，读葛洲坝这本大书，对历史的局限性之认识亦并非肤浅。试举一个关于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容量的例子，我们既可从中看出前辈们的拘谨和远忧：二江电厂1号和2号机组，额定功率为17千瓦，而后的3号至21号机组，统统是12.5万千瓦，难道这一数字的更改是专家们的疏忽？
不，绝对不是！
葛洲坝乃低水头迳流电站，机组容量虽有限，但体积却大得惊人。1号和2号机组制造，当初分工由哈尔滨电机厂和东方电机厂各负责一台。每台机组制造出来后，其整体重量达到3000吨，若用东风卡车载重量计算，得用600辆才能拖动。于是有关领导和专家，耽心这样的庞然大物安装在葛洲坝，出了问题有损中国形象。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钢材质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可指责的，因为那个年代讲求的是“收不到粮食收思想”。于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葛洲坝尚未制造的后19台机组，一律由17万千瓦改为12.5万千瓦。这样一改，总容量减少数10万千瓦，其总的发电量亦减少了许多。而事实上，1号、2号机组运行状态非常好，年年丰水期，都能超额定负荷而达到18.5万千瓦哩。这个帐若细算，是一笔数额非常可观的财富啊，岂不冤哉！
思前瞻后，埋怨是可笑的行为。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葛洲坝同样并非无可挑剔。但葛洲坝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读这样的宏篇巨制，作为中国人，你不感到莫大的欢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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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华盛顿的电波
1989年3月2日，《美国之音》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来自中国首都的消息：“中国智识阶层重要人物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反对三峡工程……反对者认为：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受库区淹没影响，将会有一百几十万人无处安身……”
真的么……造谣吧？
不，没有造谣。1989年早春的首都，的确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发难：断言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将会给库区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更有甚者，《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不辞劳苦在半个月内主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
何谓论争？
说得白一点，就是持不同态度的意见。什么是不同态度？反对是也。
1980年3月，李锐曾以水电部副部长身份接待过美国政府水电代表团，同他们认真交换过有关三峡工程的意见。有趣的是，那位团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会主席戴维·弗里曼先生，回国后大肆向美国人吹嘘：“在中国，我们成功地扼杀了三峡工程……”而当他在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后，才被迫声明：“我对中国了解得太少，话说得过多了……”
《美国之音》1989年3月2日的话倒是说得不多，但格外牵动人心。因为三峡工程一旦上马，确实面临着异常棘手的移民——百万之众移民的复杂问题。
移民，无论中外皆谈“移”色变；
移民问三峡：水库蓄水后，何处是家园？
需要回答——必须回答！
●围绕着水位线的争论
长江三峡未来的巨型水库，不是我们现在四处可见的“平湖”。
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乃艺术夸张。实际上，三峡水库只是在狭长的峡谷型河道上筑一道高坝，把江水拦蓄起来。其水库，仍旧保持天然河道形状。只是水面略宽些，库底河床更深些罢了。
正因为水库仍保留河道型特点，因而蓄水后，淹没的区间范围就大，需迁移的人口才多。也正由于涉及的受淹区域大，移民任务太重，才导致其库水位方案问题争来辩去数十年，难以定夺。
谈三峡工程，没有人不正视它的巨大经济效益。但效益，却与其水库正常蓄水位达到什么样的高程直接相关。水位高，涉及淹没线内田地损失、城镇及农村人口搬迁数量的增多，当然，经济效益也高；反之，损失及移民数量则小，但工程效益便不能充分发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航与泥沙淤积的矛盾：水位线一定，其水库尾部的回水变动区，客观上存在着泥沙淤积问题：“万里长江，航运第一”：水位定高了，虽利于航运，但受移民量过大因素制约；水位太低，则势必导致部份河段因泥沙淤积问题而“碍航”。
水位，到底定在哪个高程为最佳呢？
几十年来，“长办”的规划设计人员虽然呕心沥血，数易其稿，其结果却令人沮丧……
早在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美国坝工专家萨凡奇博士，在长江三峡的南津关到石牌18公里的峡谷间选择了5条坝线，其第四坝线方案为：
“坝高225米，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水库总蓄水量617亿立方米，可容洪水270亿立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毛泽东首次视察长江听取林一山的汇报，要林一山设计一个“毕其功于一役，在三峡的总口子上，把长江卡起来”的大工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林一山带领“长办”的技术人员，对200、220及230三个三峡库水位方案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了“235方案”。
“长办”1956年向国务院提交的“235方案”称：“有效库容可达1150－1260亿立方米，可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
然而，由于这个计划方案太庞大了，其水库回水至泸州，重庆市将被淹掉一大半。因此，195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否定了这个方案。报告明确指出：“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米，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这就意味着：方案得改，工程得从头开始……
经过努力，林一山于1966年又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主张蓄水位115－150－190～200，三期开发，建议1968年准备至1975年开始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