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在对外政策上仍然奉行英印殖民政权的方针、原则。印度认为“不管是中东、西亚，还是东南亚或中国，都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为了防务的目的而依靠印度”③。尼赫鲁崇尚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中心论”观点，他的基本思想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披露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④。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担任首任总理，他的“印度中心论”思想有所发展。1949年10月2日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⑤。尼赫鲁的话清楚地表明，印度不仅企图成为亚洲中心，而且企图领导整个亚洲走向未来。尼赫鲁崇尚“印度中心论”的基本落脚点在于要建立一个大印度帝国，这个设想蓝图源于英印时期谓建立一个内湖、两个同心圆和三个缓冲区的印度安全战略。20世纪30年代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说：“我个人对于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40年代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时，发现了“印度的新概念”，而这个“新概念”包括了东南亚地区。由此看来，尼赫鲁大印度帝国的构想在英印时期所谓印度安全战略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竟然将东南亚地区也包括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早已确定的大印度帝国的设想。具体实施步骤是首先统一南亚次大陆，稳住后院，然后再全部占领北部山地的有利地形和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与此同时，逐步发展海上力量，经略印度洋，最终建成从陆地到海上将东南亚到中东地区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大印度帝国。然而，印度由于缺少英国那样的实力，便通过积极参与世界性事务来提高国际地位，进而谋求世界性大国作为国家战略重点。为此，印度树起了“不结盟”的旗帜，以在两大阵营之间谋求最大利益；在南亚地区，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树立区域性大国形象，完全取代英国在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为能尽快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真正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并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家面临的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热衷于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势力范围，强行将国家安全边疆拓展到理想位置。为此，印度调动主要军事力量，力图用军事手段解决与巴基斯坦的矛盾；胁迫不丹、尼泊尔订立屈辱性条约，从而使印度全面取得了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不丹、尼泊尔的权益；派出武装力量进驻锡金王国等等。印度独立之初对周边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充分说明印度政府决心全面推行英印时期的对外政策，对它认为利益攸关的地区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影响亚洲及印度洋地区形势的“中心”，并在印度认为理想的位置构建安全战略边疆。
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对中国的政略，从扩张主义的立场出发，顽固地推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国的政策。尼赫鲁政府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南亚居主宰地位的国家无不从战略上考虑把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视为极端重要的地区”，“谁统治了这个地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谁就取得了对于敌手确定无疑的优势”。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印度认为“实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区的政策不仅为地缘政治学规定而且是保持印度安全的最经济办法”⑥。加之英印殖民时期印度曾经用武力夺取了在西藏的若干特权，事实上取得了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权，使印度与西藏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尼赫鲁总理曾经表述这种关系，他说早已习惯印度“在西藏世袭权利”，“到西藏就如同在自己国内”⑦。尼赫鲁总理已经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从军事战略方面考虑，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基于这种分析判断，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尽快扩大英印殖民时期在西藏夺取的特殊权利，才能够使印度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这是印度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印度独立后直到整个50年代，总的对华战略思想是在“不结盟”的旗帜下，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要完整保持和扩大当年英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谋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藏族聚居区形成一个以文化、宗教为纽带的政治实体，把西藏变成印度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印间的缓冲国，使世界两个人口大国脱离直接接触。在战略指导上，强调谨慎从事，注重运用渗透手段，采取试探性前进政策和逐步扩大的方法，力求在中国未完全有效地控制边境地区以前抢占更多的领土，夺取和全面控制南亚地区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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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寇松：《远东问题》1894年版，第9～10页。
②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40页。
③[印]v.朗格尔：《印度的防务与对外政策》新德里1988年版，第26页。
④[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12页。
⑤转引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季刊，王士录：《尼赫鲁的霸权思想》。
⑥印度《战略分析》1988年7月号，达瓦·诺希《中国对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战略思想》。
⑦印度前外交秘书，V.朗格尔：《印度防务与对外政策》第57页。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进驻南疆边防，控制中印边界西段（新疆段）传统习惯线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迅猛挺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通过扶郿、兰州、宁夏等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主力，至9月下旬解放陕、甘、宁、青四省大部，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国民党在新疆驻军7万余人孤悬关外。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分别于1949年9月25日、26日通电率部起义。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抗与破坏。在新疆境内残留的帝国主义分子以及民族分裂主义者，也乘机猖狂活动，竭力破坏和平解放，400万各族人民渴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进疆。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就把解放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9月10日，毛泽东主席电示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进军新疆的命令：第六军进驻北疆，第二军进驻南疆；第一兵团司令部、第二军及战车团于10月20日以前，第六军于11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
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险阻。从酒泉至乌鲁木齐1253公里，酒泉至喀什2547公里。为解决交通运输困难，苏联支援运输机40架，以加速从酒泉向乌鲁木齐的兵员输送。11月6日，第一兵团指挥部乘机由酒泉飞抵乌鲁木齐。
第二、第六军和兵团直属部队，根据兵团党委“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号召，从1949年10月12日开始，西出玉门，穿星星峡，沿天山南北疾进，开始了向新疆的大进军。
第六军（含第十六师、十七师及军直部队，第十八师留守西安）在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率领下，先后以空运、车运、徒步等方式进军北疆各地。11月5日，先遣营乘飞机抵达乌鲁木齐；12月7日，人民解放军与三区民族军①、陶峙岳起义部队在乌鲁木齐会师。同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
同年10月12日，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领下开始了向祖国西部边疆——南疆挺进。12日，军指挥部由酒泉乘车出发；13日，第四师第十二团与兵团战车团进抵哈密；14日，第四、第五师主力及军指挥部相继到达。23日，第四师部队解放南疆重镇焉耆，26日继续向前挺进，于11月20至26日分别进驻巴楚（第十二团第三营），伽师（第十二团团部及第一营）、岳普湖（第十二团第二营）、喀什（师部及第十团、第十一团）等地。30日，第十一团进驻莎车。军直于12月1日进驻喀什。第五师主力于11月间先后抵达焉耆后，即陆续前进，师直及第十四团于11月29日进驻阿克苏、温宿，第十五团于12月23日进驻和田，第十三团随后于翌年1月底进驻库车。第六师主力在玉门至安西一带过冬，于1950年3月底全部进驻焉耆（师部及第十六团、第十七团）、库尔勒（第十八团大部）、轮台（第十八团第二营）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