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夭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进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糖！”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