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头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著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
二九
--------------------------------------------------------------------------------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