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时30分—24时，发动了又一轮驱散游行示威的行动，这次动用了工兵铲、警棍和警犬。行动后仍留在柏油马路上的人被集中起来用车运走。广场肃清了。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继续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检察院等机关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急飞阿拉木图。组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博勃科夫是小组成员，他回忆道：
我们飞抵前，广场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目睹了这一骚乱的后果。哈萨克斯坦首都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尤其是坐落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的勃列日涅夫中心广场。在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仍可见有几辆汽车火焰在燃烧，到处是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棍棒、铁条——发生在这里的流血斗殴的遗留物。一进党中央大楼，便感到了形势紧张。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明显地焦躁不安。根据科尔宾的说明，发生这一切主要应归罪于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米罗什尼克，他没有足够重视库纳耶夫追随者们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甚至有人怀疑，米罗什尼克有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要搞动乱的情报。
大家群起谴责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拒绝号召广场上的群众支持选科尔宾。此外，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一致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策划的。索洛缅采夫要求揭露群众骚乱的组织者。
但是，事件过去三年后，库纳耶夫在记者采访时澄清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为了洗清自己，极力混淆问题。库纳耶夫说：
12月17日11时左右，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米罗什欣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中央委员会。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退休了！”他回答说：“广场上有一批青年人集会。他们要求解释昨晚中央全会的决定。最好是你向集会者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表示同意，我问：“科尔宾同意吗？”米罗什欣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之后我马上来到中央，进入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在那里已经集合了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在讨论如何应对广场集会的问题。科尔宾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坚诺夫向青年人讲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我在科尔宾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有谈到要我讲话的事。然后科尔宾开始同莫斯科通话，为了怕影响他，我和其他委员们，除了米罗什欣，全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宾召集全体中央局委员，也邀请了我。他对我说：“您没事了，可以休息了，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恢复秩序。”临走时，我问米罗什欣，为什么把我找来，却又没让我讲话。他回答说：“我们商量后，决定不让你去广场，也不用讲话了。”1987年6月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开会期间，米罗什欣又一次肯定说，当时没有允许我去广场讲话。
……共和国领导者谁也没有向青年人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残酷镇压集会者。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我被定为“阿拉木图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虽然我同它毫无关系。科尔宾不止一次说，我拒绝向广场青年讲话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件事，而且共和国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消极现象，都同我的名字、我的活动联系上了。他们忘记了，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信任我，把大工业企业、科研所、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委托给我。我总是努力履行党员的职责，忠实地做人。
不妥当的任命(6)
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曾同库纳耶夫谈话。那时我正在总书记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因受到来自阿拉木图片面情报的影响，他语调严厉地要求库纳耶夫制止混乱，毫不含糊地认为正是库纳耶夫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库纳耶夫坚决否认加给自己的罪名。他公开声称，他同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12月18日，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空荡荡，只有数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内街道上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巡逻车投掷石块。
主要的骚乱已经过去，但人民没有安定下来。有议论说骚乱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要求共和国拥有主权，说这是一次成熟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群众性公开表现。我认为，在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阿拉木图事件不论其内幕如何，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果然，几年之后，卡拉巴赫和苏木加伊特、费尔干纳、第比利斯和巴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出事了。最后是苏联的瓦解。“催化剂”虽与哈萨克斯坦事件中的不一样，但它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中都含有作为国家、社会、人民统一之大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
失乐园(1)
哈萨克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成员有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不同民族。哈萨克作为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民族，已有500多年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后半叶。在此之前，存在着几个民族联合体，即哈萨克的三个玉兹——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
历史上哈萨克国家的第一个形态是汗国（15—17世纪）。大汗的权力之争、放牧地之争以及其他原因，严重阻碍了哈萨克斯坦土地上统一国家的建立。俄罗斯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运用了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外交手段，把它们纳入了俄罗斯版图。哈萨克玉兹并入俄罗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乎用了100年，从1730年到1824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个玉兹的汗都相继向沙皇政权提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罗斯臣民。这样看来，哈萨克人归附俄罗斯的历史，一部分已有两个世纪，另外一部分也已将近一个世纪。
同俄罗斯合并之后，哈萨克族取得了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使自己这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得到维护。汗国之间经年不断的战事停止了。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成了哈萨克社会相当重要的精神进步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都发生了值得肯定的变化。
同时，哈萨克土地中的一部分被收为国家资源，得以把其中的部分分给中央俄罗斯缺少耕地地区的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之所以来到哈萨克斯坦，正是因为无地可种和生活困难。当然，这也伤害了哈萨克本土居民的利益。但是不要忽视，移民们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生息劳作，也使它成为了宜于居住的地方（通常这个目的也许要经过几百年才能达到），为游牧地区带来了农业文明和定居的生活方式。
我的家族的命运也同这一东迁垦荒运动有联系。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矿工。曾祖父是农民，因为无地可种，于19世纪后半叶携家带口来到这广阔的东方土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一个名叫“乌拉尔军”的哥萨克屯安家定居了。
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特殊的边区。乌拉尔哥萨克不承认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全部土地归村社所有。科罗连科在自己的著名的随笔中写道：“……整片土地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村社土地分配制度……”
乌拉尔（1775年前称做雅依克）哥萨克——是一批复杂的矛盾的人。他们的那种特殊性格多半是由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外来威胁的氛围中。
在他们的深层关系中，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当。自然的经济问题中掺杂着民族问题：外来者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哈萨克人则又是哥萨克人生活环境中的“另类”。对于哥萨克来说，所有从俄罗斯迁来的人都是“俄罗斯人”……
我的曾祖父一家就是生活在这种矛盾的条件下。多年过去了，他的孩子们，包括我的爷爷，娶了土生土长的哥萨克女人。我的民族属性也由此而生——是世居俄罗斯中部地带的俄罗斯人同热爱自由的乌拉尔军哥萨克人的融合。
多年以后，我的爷爷奶奶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了顿巴斯。先是当农民，而后成了矿工。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愿意互做邻居。哈萨克斯坦有不少俄罗斯名称的村镇和城市。1837年建立了一个哥萨克军事要塞，叫做维尔诺耶（忠诚）。选用这个名称是把它作为一种坚定不移、对俄罗斯国籍忠贞不贰的象征。这之前那里是一个哈萨克居民点，叫阿拉马特。到苏维埃政权时代，城市改称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成了俄国的一部分，对这一事实乃至它的后果，哈萨克斯坦各社会政治阶层的评价远远不同。一部分人——该地区的传统精英分子——常常把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破坏，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看做是对“祖辈神圣精神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期盼俄罗斯民主力量能促进哈萨克人民启蒙思想的发展。
从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斯坦确立之日起，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新阶段。1920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最初的名称），其中包括若干由哈萨克族人居住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