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 与凯的机组一起训练的最初有17个机组, 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了六个。在欧洲, 凯所在的465 轰炸大队损失了35个机组。他的机组是1944年7 月22日到达欧洲的四个机组中惟一幸存的。其他三个投弹手, 两个在行动中死亡, 一个成了战俘。
沃尔特·巴斯金曾希望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 但令他沮丧的是, 安排他做了B-24的副驾驶。在1944年1 月初, 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布莱斯的航空基地接受训练。他的家信揭示出训练是多么艰苦。1 月3 日的信中说: “一到这里, 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在这架B-24上飞, 他们总是让我们很忙。现在是晚上9 点, 我今晚10点—11点必须去林克, 然后明天还要早早起床。你们可以明白睡觉在这里根本就不被当回事。你要做的就是工作, 如果你不工作就无事可干, 所以你只能工作。”
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
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的B-24。2 月10日的信: “当我们排上飞行日程时, 要找一架能飞的飞机很麻烦。这里有很多飞机, 但都是旧的, 而且大半一直停在斜道上等待修理。昨天我们计划得好好的, 做一次横跨全国的飞行, 从这里到圣玛利亚。但中途一个引擎洒出很多油, 飞行无法继续。”这个机组仍然很忙。2 月11日:“每三天我们就连续工作20小时, 剩下的两天要工作17小时。……我们每天飞行,有时凌晨3 点都回不来, 但早上还要起床接着飞。我相信战斗是这之后的休息。”
3 月2 日, 他写道: “这儿的训练就要结束, 最后一部分是编队飞行。在战斗中, 如果你不能编队飞行, 那你就是一只‘死鸭子’。”当联合航空、福特和其他生产者制出的飞机数量破记录地增长时, 巴斯金驾驶的飞机也变得更好了。他高兴地告诉父母: “这架大飞机是崭新的, 只飞过28小时, 它会带我们走很远然后安全回来。因此这是所有情况中首先值得考虑的。”
他喜欢他的同级军官。巴斯金来自密西西比的玉米农场, 飞行员拉塞尔·保尔诺克少尉是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矿工的儿子。巴斯金说保尔诺克是“一个好孩子, 还是一个谨慎的飞行员”。投弹手是詹姆斯·巴特尔斯少尉, 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 是传教士的儿子。他已经结婚, 妻子和他一起到了布莱斯。机组成员一直在练习投弹, 巴特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弹手”。导航员是伊尔·巴瑟, 巴斯金写道:“他来自新英格兰州,是一个典型的扬基佬。”
3 月中旬, 巴斯金的B-24做了横跨全国的航行。他在3 月13日写信给父母, 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经历: “上个礼拜我们飞过大峡谷和博德尔坝, 景色确实很美。有几个小时我们飞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荒原。”
在一封信中, 巴斯金宣称: “B-24不是我梦想中的大飞机。”但他也承认“它的确容量巨大”。
4 月, 巴斯金的训练结束之后, 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加入麦高文机组, 他的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在那儿停了几天。到这个月中旬, 天空晴朗, 巴斯金的飞机和他的轰炸大队编队飞往弗罗里达———这是飞往欧洲中途的一站。当飞机经过巴斯金家的农场———位于密西西比州韦登附近———时, 他正在驾驶。他驾驶飞机轰鸣着离开编队, 在这块地方低空飞行, 把母鸡、奶牛、猪和骡子吓得晕头转向, 他看见他父亲在后院边抽烟斗边看。然后他低空掠过学校, 几乎降到窗子的高度, 为了给波比———他的小弟弟———好好打个招呼。波比听到飞机的轰鸣, 跳到桌子上喊:“是我哥哥。”然后冲到操场上向他大哥挥手告别———其时巴斯金正飞行在前去战斗的路上。母鸡一个星期没生蛋, 奶牛一个星期没产奶, 波比被停学。
对巴斯金而言, 这很有意思, 但不像做战斗机飞行员那么好玩。他写信给父母说: “这个副驾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肯·巴莫尔1943年11月30日第一次见到并登上B-24。他是副驾驶, 飞行员是吉姆·康奈立, 来自得克萨斯, 是“一个极好的人”。与他们一同上机的是一位教官,他是美国人,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参加了皇家空军, 在欧洲上空驾驶“威灵顿”轰炸机。美国参战后, 他回国加入陆军航空队, 巴莫尔觉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他, 他是个整洁的家伙”。让巴莫尔不舒服的是, 他没有多少机会驾驶: “他们总是把副驾驶扔在右边座椅上, 让你自己尽其所能地学。”他一次又一次想挪到左边座椅上,但他没有通过过渡学校的学习, 所以成功的可能“实际上是零”。很多次编队飞行和投弹时都是他驾驶。“我觉得在飞机里感觉舒服极了”, 但康奈立不让他进行起飞和降落。
无线电员罗伯特·哈默军士在纽约州的米切尔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 然后一起到乔治亚州进行B-24飞行训练。编队飞行对他的飞行员———实际上对所有飞行员———都是难题。许多在空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这项训练, 尽管事故率很高。练习中三架B-24被毁,30 人死亡。一次编队飞行时, 哈默正从机身中部的窗口发闪光信号给右面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刚发完信号, 另一架飞机被螺旋桨气流吸向那架飞机, 后者的机身撕成了两半。哈默看见飞机上的人, 包括刚才和他通信的无线电操作员, 都飞了出去, 而他们的降落伞却向另一个方向飞去。10个人全都死了,但另一架飞机设法安全降落了。
哈默的飞机降落后, 在汇报之前, 他们的飞行员来到他的面前, 眼里含着泪水。他问哈默是不是他们让两架飞机飞得太近了。汇报之后, 这个飞行员被停飞了, 因为他情绪化的反应。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 包括最初任命的导航员, 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把飞机带入东海岸的射击区。哈默评论说: “我们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就遭到炮击。”换了人之后, 机组飞到新罕布什尔州, 上了一架新B-24, 飞到纽芬兰的甘德机场, 然后飞往欧洲。
霍华德·古德纳是一个无线电员, 被派到科罗拉多的巴克力机场, 并被安排进一个机组。在那儿他进修通讯课程, 学习目标辨认和急救, 但这些课程主要是用来消磨时光。1944年6 月, 他的命令到了, 派他到马萨诸塞州春田附近的韦斯特弗机场, 长长的火车旅行后, 他见到了同一机组的伙伴。
古德纳的飞行员是理查德·法林顿少尉, 来自圣路易斯, 一个充满自信的高个子。法林顿19岁参军, 现在还不到21岁。副驾驶杰克·里根20岁, 来自纽约市的皇后区, 他外号叫亚伯, 因为他声音低沉, 长得极像年轻时未留须的林肯。投弹手克里斯·曼纳斯来自匹兹堡,23 岁。军士来自全国各地, 从18～28岁都有。18岁的阿尔伯特·色雷达里安, 是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 来自布鲁克林。他的那些“dem ”、“dose”( 是“damn”即“该死”和“does”即“做”的怪发音———译者注) 和其他布鲁克林口音, 让生长于南部的古德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的诨名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叫“布鲁克林”。另一个18岁的射手来自新泽西州的克利夫塞德帕克。机首射手是哈利·戈雷葛里安, 和色雷达里安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 只不过是来自底特律。飞行机械师杰罗姆·巴雷特20岁, 来自纽约市。他父亲有一个化工厂,在洛克菲勒中心占了两层楼, 他的隔壁邻居是百老汇明星埃塞尔·默尔曼。古德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两个男孩, 一个来自中央公园西边, 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 一拍即合。鲍勃·彼得森, 球形炮塔射手, 是一个“老人”, 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 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互相认识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而言,比如说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巴斯金和他的机组成员或者巴莫尔和他的机组成员,大家都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战争,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会去这些地方———而且还要去欧洲。
除了飞行员和副驾驶, 大多数机组成员以前都没走进过B-24, 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机组成员发现, 仅仅是进入B-24就很困难。托马斯·奇尔德斯在《晨之翼》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 “投弹手、导航员、机首射手被迫蹲下, 几乎是手抱着膝盖, 通过前轮舱, 横着走到自己的位置。”在里面, 这三个人不得不把自己挤进狭小的容器中。投弹手蹲坐在射手右边的小凳上耸肩观察投弹视野, 或者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导航员坐在一个很小的凳子上———实际上小得都不能坐———前面是制图桌。防水壁上薄薄的一个架子把机首和驾驶舱分开。平视过去, 导航员能看见飞行员和副驾驶的脚。
奇尔德斯继续写道: “其他机组成员从离地三英尺的炸弹舱门那儿爬进飞机,一旦进入能站直了, 就穿过窄窄的过道, 向前挪动到驾驶舱或者向后挪动到机身中部。”无线电员坐在一张小桌前, 面对着无线电设备, 正好在副驾驶的后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