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 “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 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 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 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 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 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 “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 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 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 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 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 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 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 帕平遗憾地补充说: “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 岁, 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 后来离开了, 在机场工作。一天, 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 没有肉, 没有奶酪, 没有番茄酱, 但面条是自家制的, 小麦是自家种的, 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 “如果有肉, 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 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 司机卸下了100 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 是第98轰炸大队415 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 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 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 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 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 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 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 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 人们就指着我们问: ‘Sono Americani?’( ‘你们是美国人吗? ’) 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 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 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 拥抱着, 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 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 ‘Figo mio。’( ‘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 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 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 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 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 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 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 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 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 “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 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 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 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 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 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 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 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 至少有100 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 “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 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 “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 白, 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 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 “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 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 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 并为此付钱。其次, 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 在机场, 在兵营, 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 干一天, 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 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 更是一件“新鲜事, 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 她说, 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 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 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 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 一群意大利士兵, 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 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 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 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 科卢奇说: “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 在机场工作, 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 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 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 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 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 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 有时是为了钱, 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 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 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 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 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 然后评论说: “看, 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 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 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 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 “小子, 你在做什么? 你太小了, 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 他是为父亲拣烟头, 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 ”军士说, “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 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4020电子书|Www.4020.cn)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 梅杰·里卡迪, 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 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 执行任务归来, 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 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 “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 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 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 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 按马斯托的说法, “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 参战。其次, 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 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 不是在地面和海上, 而是空中。相对而言, 他们有一些好处, 例如睡在帆布床上, 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 时间自由, 升迁很快,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