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痛拔牙
这期工程一开始就催得很紧，大家谁也不敢有一点松懈，两个人一对，每次两人都分出一块活来，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口腔右侧下边最后边的一颗牙有些疼痛，因为抓紧吃完饭要去干活，便没有在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觉得右侧半边脸都肿了起来，吃饭已经相当困难了，但是我仍然坚持着凑合吃完了饭，疼的我呲牙咧嘴，样子狼狈极了。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牙已经肿的一点儿饭都不能吃了。我肚子饿得难受，便把窝头掰碎了放在嘴里，用水冲下去，这样凑合着吃完了饭。
活儿是必须要干的，可是不吃饭又怎么能行呢！我来到连队卫生室，要求大夫把我的牙疼治一治。
大夫仔细的看了看说：“这牙可能发炎了，先吃点儿药吧。”
我问大夫：“这牙疼几天能好？”
大夫说：“大约得三五天吧。”
这怎么能行，这三五天我不吃饭怎么能干活呢！但是没有办法，只得听大夫的。
三天过去了，疼痛一点儿没有减轻，这几天我每顿都吃不了饭，只能用水一点点往下冲，可是活儿是绝对不能少干一点儿的。
我又找到大夫，对他说：“已经三天了，牙还是这么疼，我根本吃不了饭，可是不吃饭照样要干活儿，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不如您把我这颗牙拔掉，拔了它就不会疼了。”
大夫说：“你这么年轻就拔牙，以后可怎么办？再说这里没有麻药，你根本拔不了。”
可是牙疼的实在受不了，我就要求说：“没关系，您就凑合着把这颗牙拔了吧，我实在疼的受不了了。”
大夫说：“没有麻药你受得了吗？”
我点点头，坐在椅子上。大夫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在这颗牙周围深深的划开牙床，让我闭上眼睛，然后用不知什么东西夹住了那颗牙。
大夫用小刀划肉的时候，我疼的头上直冒汗，这次大夫一用力，我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睁眼一看，大夫已经把这颗血淋淋的牙齿拿在手里了，我疼的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在屋子里直跳着转圈。
大夫无奈的摇摇头，把我按在椅子上，用一块白纱布折了几下，沾了点儿药，给我按在牙窟窿上，让我用力咬住
我疼的用力使劲捂住半边脸，回到了工棚，疼的我一夜也没有睡觉。
过了大约半个月，我被拔掉的牙的旁边，又长出来一颗新牙，怎么这么大了还长牙呀！我觉得非常奇怪，便去问大夫。
大夫说这叫智齿，是成人之后才长的牙，你那颗牙拔掉太可惜了，你牙疼是在出牙，这是每个人都经历的正常现象。
由于我的无知，也由于大夫的粗心，我忍痛拔掉了一颗本不应该拔掉的牙。
“赵王新渠”这条河很宽很深，我们挖到一米以下时出现了流砂和江石，流砂大家都知道，又稀又软，根本装不上车，可是江石是什么？许多人根本没见过，这江石也是一种很硬的石头，什么形状的都有，有大有小，坑坑洼洼的坚硬无比。无论是锹挖、镐刨，都非常不好挖，根本就装不上车。
大家任务在身，非常着急，不顾一切的使劲挖，几天下来，许多人出现了异常情况，长了茧毒。
大家长期使用铁锹，时间长了，手上都起了厚厚的老茧。由于用力过猛，受到挤压，老茧厚皮下面的软组织被挤变形，并且在里边化了脓。一开始时又红又肿，疼痛难忍，最后用刀划开老茧，厚皮下面会流出许多白色的脓汁来，叫人痛苦不堪，不能再握锹把，也不能再推小车，于是便丧失了劳动能力。
班长老孟看见我很能干，便主动要求和我结对，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今天我跟你一对，看看你是真正的童蛋子还是个稀泥软蛋。”
班长老孟看中了一块距离大堤最近的地段，刚一进入工地就跟我比上了。我看见已无退路，被迫应战，我推车走出去十几步远，他的那车土已经装满了，速度极快。
因为是两个人用一个车位装土，在谁头上窝工谁要负责，我一看大事不好，便迅速迈开大步，甩开他的追踪。
当我回到地段时，远远看见老孟已经推着空车跑回来了。我一咬牙，拼了！我换上一个大桶铣，用六下就装了一车土，推起就跑。
桶铣是一种特别的工具，形状远看似一个小桶，是直上直下的有些凹面的一块铁板，在土层中可以一直向下捅，只要你能端的起来，挖个七八十公分是没有问题的。
老孟摽着和我干了一天，平均几分钟就能推一车，一天跑下来，两眼直冒金星。但是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累死认了，但决不能服输，豁出命去也要争口气。
到了晚上吃饭时，我一气儿吃了八个半大窝头，为什么是八个半呢？因为那半个窝头还含在嘴里没有咽下去，我已经睡着了。
早晨起来吹哨时，我嘴里还含着半个窝头，右手还拿着筷子，累的那个惨样儿！
班长老孟第二天没有上班，不知为什么不见了踪影，晚上吃饭时才看见他，完全改变了模样，右手裹着白纱布，还吊着绷带。
他对我笑了笑，说是手得了茧毒不能再干活了。我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我知道他是头天累坏了找个借口，根本就没有得茧毒。
全班民工34个人，有12人得了茧毒，于是这些人的土方就全部分摊到别人身上，他们不能推土，只能拉车，一车流砂至少有800多斤重，大一些的车就有1000多斤，压得人有时连车把都抬不起来。
我的车盘子最高，车也又大又长，拉车的人说我的车最重，最让人发怵。
血洒长堤
工程到了最后收尾阶段，大家开始抢运河坡上的那块腮土，时间没有固定，那点儿活儿干完了收工。每个人的身上汗水像涓涓小溪一样不停地往下滴，大家都盼着能尽快干完活儿好等待验收。
快到中午了，火辣辣的太阳晒的身上又黑又亮，我狠狠的拍了一车土，拍的高高的，大大的，我挂好车绊架起车来，发现两个车把在不停的颤，由于太重，车把已经不能承受，车轮上的车条也在吱吱作响，我看不见前面路上的道板，只能凭着感觉向前走，但是车子已经不听使唤，左摇右摆，感觉非常吃力。
要爬坡了，这段坡又长又陡，我咬紧牙关，拼命向上爬。因为临近中午，肚子已经咕咕作响，我又累又饿，只觉得心脏咚咚的跳个不停，爬呀爬，不能停，也不敢停，因为一停下来，坡太陡放不下车子，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坡去，就算停下来站住了脚，想再起动向上爬将会更费劲儿，真比登天还难。
一步，一步，又一步，我竭尽全力的向上爬，每迈出一步，都会觉得心脏快要跳出来。汗水流进了我的眼里，流进了我的嘴里，眼睛已经睁不开，嘴里却又咸又苦。
我憋住一口气，紧蹬最后几步，终于爬上了大堤。啊，我终于上来了！
怎么回事，我觉得心口一热，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涌上来，我紧闭着嘴，不让那口血吐出来，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把那车土倒在了大堤上。
土倒完了，却觉得两眼冒金星，一刹间周围变得一片黑暗，两只耳朵里，原来大喇叭那嘈杂的声音突然都没有了，变得异常安静。我两腿一软，坐在地上。
大堤上空无一人，人们都已经吃饭去了。我不知坐了多久，可能很久，也可能一瞬间，等我清醒的时候，发觉自己靠在土堆旁，两腿微微蜷着坐在地上，车把重重的压在腿上，肩膀上有一块红红的血迹，是刚才昏迷时从嘴里流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努着了，但是我知道人过力时才会努着，只要一努着了，这辈子身体就全完了，就不能干累活儿了。
我用手抹去嘴角的血迹，想努力支撑着站起来，但是只觉得一片天旋地转，又一次栽倒在大堤上。
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这么松包呀！
我恨自己的腿不争气，一咬牙，用一手撑着地，另一只手扳着小车，拼命用力站起来，推起小车，摇摇晃晃地走了回去。
但是还没有走到工棚，却碰到吃过饭的民工们己经陆续回来干活了，我的那份饭早己被别人抢光了，我只得又返回工地，拼着命完成了分给自己的那份活儿。
历时三个月，工程终于完工了，全部验收合格，但是还不许回家，指导员有令，每人必须运一次道板。
道板就是推车时铺在路上的木板，由于我们所施工的地方不是河道就是海边，土地都非常泥泞，有时软的陷脚，湿的必须穿雨鞋，在这种地面上根本无法推车子，连两边车腿都要垫上木板才不下陷，更何况装有重载的车轮了呢！所以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铺上道板。
道板有宽有窄，宽的七八寸，窄的四五寸，独轮车在上面行走是非常需要技术的。
铺道板的时候先把土坡铲平，把道板依次按顺序头尾相接排好，在道板边缘用铁锹划上印儿，再把道板搬开，用铁锹把道板下面相当道板那么厚的土挖走，在把道板放进去，于是道板就像镶嵌的一样，非常平稳的放在槽内。这样，推起车来就不会陷下去了，而且非常轻快省力。
我铺道板的技术是一流的，推小车的技术也是一流的，我可以推一大车土非常迅速的在道板上行走，非常准确的拐弯，敢跟任何人竞赛，并且毫不逊色。
秋天的工程是在张清口，距离赵王新渠约有三十里，为了省钱，公社作为一个连队要精打细算，要求每个人推一车道板然后才可以回家。将道板运到秋天的工地上去。
道板每人四块，指导员亲自督战，等到排到我时，老李说，这个大个儿有劲儿，给他多来点儿。挑大块的道板给我装上了六块，我抬起车把来一试，有几百斤重，心中暗暗叫苦，就因为个子大，干活儿时要受到特别优待。
前面有人带队，大家排成一字长龙，一辆小车跟着一辆，大家互相监督，恐怕有人把道板推回家去，因为木板很贵，这几块能值几十元呢！
常言说，远道无轻载。
大家走了十几里路，只觉得小车越来越沉，因为都是土路，所以很不好走。
有的人开始抱怨，有的人甚至一边走一边骂娘，甚至有的人竟然把一车道板往路旁一扔就跑了，直接推着车跑回家去了。
我推着这车道板来到目的地，登记完数量，又返回工地装了行李、铁锹，每人又发了七个窝头，没有发钱和粮食，我们推起车没有休息，一直跑回了家。
乔迁新居
回到家中，正巧赶上忠曾大叔与几个人在帮我们盖房子，说是盖好听些，实际上是用土和成泥，掺些麦秸，一层一层往上堆，一块砖也没有，直至堆过一人高。大约四五天光景，东、西、北面的墙全堆完了。忠曾大叔说，这房不能急着盖房顶，必须晾干些，否则就不爱干了。
大约晾了二十多天，那些胳膊粗细的木料便被请上了房，妈妈用麻绳将那些荻子打成草帘，铺在房顶上，再上一层泥，抹点白灰，就这样，新房盖成了。
我们再也不用在老叔家的东厢房借住了。三年来大家挤得紧紧的，睡觉连翻身都困难，我们这次盖的虽然是三间小土房，但毕竟是自己的家呀！
我和二弟找来一些已经干了的向日葵杆，把上面的黑皮刮掉，锯成长短不一的形状，再糊上白纸。我和爸爸找来一些方坯，沿着东山墙垒了一个土坑，搭起一个锅台，安上口大锅。小屋总算有点儿模样了。
大家兴高采烈的把几床被子抱过来，正式乔迁新居了！
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刚搭好的土炕非常潮湿，被子放在上面很凉，爸爸的关节炎又犯了，走路非常吃力，但仍然坚持上工。
窗户用向日葵杆插好了，但门框和门却不能凑合，怎办呢！大家无计可施。
正在大家犯愁的时候，最小的弟弟小民对妈妈说：“您们上班吧，我来看家，一定好好看家。”爸爸妈妈觉得实在没办法了，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每天大家都上工去，弟弟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一动不动，用两只小手托着下巴，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
伯父是个木匠，手艺很好，他看到我们没有钱买门，就用一些旧木料接起来，给我们做了一扇门，爸爸用铁丝斜着把门拉起来，免得变形。
连找木料带打门，大约有半个来月，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民弟弟就一直坐在门口看着这个家。
有了小土房，就有了家。我和几个弟弟一有空就推土，堆在房子前面，沿着房子的山墙向前堆起了一堵院墙。按照规定，房前的宅基地归我们所有，于是又在院子西南角挖了一个猪圈，准备养些家畜。
爸爸沿着院墙种了一些向日葵，又在院子里栽了一些烟，看着院子里一片绿色，爸妈脸上的皱纹似乎也少了许多。
每天下班后，我和弟弟都去挑水浇烟，浇向日葵，在我们的照料下，向日葵已长了半人高，烟的叶子也一片绿油油的。
爸爸闲时坐在窗前，望着眼前的一小片烟盘算着，一棵烟能晒一两烟叶，这几十棵烟就能收获好几斤呢！
这天，刚刚吃过早饭，爸爸在院子里给烟打尖。
突然，治保主任牛二皮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气势汹汹的，一进院子，不问青红皂白，手一挥，墙边的向日葵就只剩下一棵棵光杆司令了，再一阵左砍右杀，爸爸辛辛苦苦种的几十棵烟全部从根部上边削断，露出一二指长的白茬，一根也没有剩。连树下种的两棵南瓜也被连根拔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也站在那里发愣，气得浑身哆嗦，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上前去问牛二皮，为什么把这些向日葵和烟全砍光。牛二皮两眼一瞪，大声说：“这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还想复辟资本主义吗？”
又问养了几只鸡，几头猪，我们什么都没有，还没有钱买呢！他说如果养鸡就只许养一只，多余的必须杀死！
我真不明白，养鸡与复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向日葵和烟全部除掉了，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能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问了一下别人，其他人的家里他们连碰都没碰，只有这几家专政对象被铲除了毒草，割去了资本主义尾巴。
爸爸气的浑身哆嗦，看着院内一片狼籍，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便有了记忆力。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我最不喜欢系在我肚脐上的那条白纱布，一有机会就想把它扯下来。
有一次我无意中谈到了这件事，妈妈表示很惊讶，说那时我才生下不久，由于肚脐恢复的不好，像个大无花果，所以很长时间腰间都要系着一条纱布。而且三天两头儿生病，整天往医院跑，唬得大人提心吊胆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那时还小，奶奶用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胳膊挎着一个篮子，去‘公和裕’粮店买面。
奶奶刚刚把我放在面柜上，我一挺肚子，便把一泡尿撒在了面柜里。
奶奶气得照着我的屁股给了两巴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那个卖面的人说：“嘿，这小子怎么上这儿尿来了？”又说，“童子便还能治病呢，没事！”说完拿了一根棍子，搅拌了两下继续卖。
我刚会走的时候经常穿着一身白色的小海军服，拉着一辆既会摇头又会‘嘎嘎’叫的小鸭子车到处跑
我小的时候姐姐很喜欢我，常常一有空儿就哄着我玩儿。我最喜欢姐姐那长长的大辫子，只要一趴到姐姐的背上就用手揪，疼得姐姐用力拧我屁股，但我忍住痛不哭，但仍然不松手。姐姐的力气好大，她可以一只手把我举的高高的，那时我好怕呀！
这么多年了，直至今日，我仍然很喜欢长头发女孩子。
姐姐比我大11岁，高高的个子，双眼皮大眼睛，梳着两条大辫子，是个身材苗条很漂亮的北京姑娘。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航校，毕业后到成都的一家飞机公司工作，成为制造飞机的工程师。
１９５８年姐姐叁加工作时孤身一人，远离北京，非常想念爸爸妈妈。
我记得那时每星期姐姐都会寄来一封信，每封信上泪迹斑斑，字迹都有些模糊。每次寄来的相片背面都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在想念家乡。
爸爸和妈妈每当看到这里，都会潸然泪下。妈妈有时甚至哭出声来，埋怨爸爸不该让姐姐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今天写到这里，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浸湿了我的稿纸。
姐姐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她平时节衣缩食，把所有省下来的钱都寄给家中，逢年过节父母过生日更是从不拉空。
我小时候就暗暗下定决心，等长大了挣钱了，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努力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多寄上点钱给家。
姐姐结婚时，爸爸在四川饭店定了一桌酒席，我记得很丰盛，一共才花了十六元，但是由于我急着上学，却没有时间吃。
姐姐家共有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孩儿，最小的是男孩儿，叫小江，我记得是68年10月15日出生的，已经有半岁了。
69年夏天，我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天天挨饿，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当姐姐知道我们竟然用粉碎了的玉米轴来充饥的时候，来信让妈妈去四川，既能帮助家中节省一点儿粮食，也可以帮助照料一下最小的孩子，姐姐好脱身去上班。
为了少一张嘴吃饭，妈妈决定带最小的弟弟晓民一起去四川。
乘坐7次列车经过了几天的颠簸，穿山越岭来到了天府之国成都，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姐姐一家人。
久别重逢不禁悲喜交加，但是妈妈与弟弟只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姐姐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国防工业的大厂，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批三查”的运动中，妈妈来川所带的证明是“历史反革命家属”，给姐姐一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万般无奈之下，妈妈只得抱着才11个月大的小江，领着弟弟回来了。
妈妈回来后对我说，这么多年了，姐姐家什么都没有，日子过得很清苦，拉扯着三个孩子真不容易啊！
69年春天的“珍宝岛”事件，使上级警觉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村中给18到35岁的青年每人发了一根铁尖木杆的标枪，我和二弟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标枪磨的非常锋利，不知谁把这件事捅了出去，没有几天，治保主任便找上门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标枪全都没收了。
我在院子里种了二百棵大白菜，每天到井台去挑水，每棵白菜浇一桶水。静静的夜晚，只有星星眨着眼睛，许多人劳累了一天，已经进入梦乡，我却挑着两只水桶，光着脚往返于井台之间，每天挑到夜深人静，我感到非常疲惫了，才回家睡觉，院里的白菜每三天浇一遍水。几个弟弟也有空儿就挑水浇白菜。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种的大白菜长势喜人，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中不免喜滋滋的。
我看到别人编的篮子很好看，每个能卖上一元钱，自己就很想学。
我打了一些细柳条，把外边的绿皮剥去，放在院子里晒干，再用水一浸泡，这些白条居然很柔软。
有一天早晨起来，外面下起大雨，不能出工，我便把这些条子拿出来自己学着编，打底要用细而长的条，我一边干一边想，中午吃饭的时候，才编了个底儿，太阳下山的时候，篮子已经编好了，但是还有许多柳条，我索性继续编，把它编成花篮。
编花篮很费事，首先要选一样长而细的柳条约180根，依次插入篮子中间的缝隙里，再一根根斜着编成花，最后插花最难，要把每一根柳条都插的相同，看不出先后，而且必须每组花纹相同才好看。
我一直编到了第二天清晨，终于把花篮编好了。圆圆的，每根条都很均匀，花篮编的很漂亮。我把它用清水刷净，挂在阳光下晾干。
村里人看见我编的花篮，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城里孩子手也这样巧。
我不仅学会了编篮子，还教两个弟弟编，他们的手也很巧，很快就学会了，并把多余的篮子拿到集市上去卖，把卖来的钱全部交给妈妈。
因为房子比以前宽绰了，妈妈把爷爷接到我们家来住，这样在身边好便于照料，爸爸和爷爷都非常高兴。
村南的一棵大桑树上不知是谁贴上了一条标语《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理解这句话是指阶级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但这是四书中的一句话呀，下半句是“子欲孝而亲不待”；怎么用在了这里？
大街墙面上有人又贴了大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搞好一批三查，一查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四年了，不但没有要停止的征兆，反而愈演愈烈，连堂堂国家主席也被打倒了，‘文攻武卫’，武斗成风，真是人人自危，我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清河筑堤
69年的秋天，挖海河的任务又落到了我的头上。我11月1日出发，途径霸县，向南40里地就是老堤，老堤向南12里地是新镇，再往南就到了工地。
工地位于熊县边界，任务还是筑堤，大大的圆顶工棚就搭在大堤下边。
刚到工地，民工们纷纷扔下车子，找一处无人的低洼的地方“卸货”，方便方便。由于人多，大堤旁拐角处的一个小坑已经被灌满了尿。
大约过了几个小时，连长老夏匆匆忙忙的赶来了，他与连队伙房在后面耽搁了。他一来就到处乱转，看到我才说：“大个，你把铁锹拿着，带一个人过来。”
我叫了另一个人跟在他后面，他指着刚才大伙撒尿的那个小坑说：“在这儿挖，往下边深处挖，一直挖到见了水为止。”
我赶快告诉他，这个地方都是尿，老夏一摆手，不耐烦地说：“让你挖你就挖，甭废话。”
就这样，我们两人挖了两个多小时，挖了一个大约3米多深的大坑，远低于堤内的水平面，一直挖到脚下渗出水来为止。
大约一个小时后，坑内聚集了大半坑水，足有两米多深，老夏命令伙房打水做饭。我看着那混浊的泥汤，真不知道做出饭来是什么样。伙房的人用绳子拴着一个铁桶，坑中间搭上一块板，一桶一桶的打水倒入锅内，给大家熬一锅稀粥。
开饭了，每个人三个窝头半碗咸菜一碗粥。
我的第三期海河就这样开始了。
整个工期我们做饭用的都是这坑水，我没有听见一个人抱怨这水不卫生，因为各期海河都是用这种方法取水做饭，这样最省事最方便，这是我以后上了多期海河后才知道的。
这期工程大家起早挂晚，30天的工程17天就完成了。工期结束后，每人分了二斤玉米面和1.7元钱，大家领了东西就都推车跑回家去了。
逼上绝路
1969年11月19日晚11点多钟，我带着一身疲惫，兴冲冲的赶回了家，还未踏进家门就高声大喊：“妈妈，我回来了！”
咦？院里一片漆黑，怎么没有人吭声呢？
我进了屋，点着了那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爸爸妈妈都没在屋里。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家中只有几个弟弟，还有那刚满一周岁的外甥小江。
看到我回来了，弟弟晓民忍不住压低声音哭了起来。二弟和三弟也哽咽着告诉我，爸爸妈妈被隔离审查，已经三天三夜没回家了。
我赶紧问他们，爸妈被关在哪儿了？弟弟说一直关在机磨坊里呢！
我听了顾不得满身的疲惫，扭身走出家门，去找爸爸妈妈。
机磨坊离家并不远，一会儿工夫我就到了机磨坊，看见房门紧闭，里面不断地传出皮带的抽打声和痛苦的呻吟声。
我趴在房子南边的窗户上，透过窗户纸上的破洞往屋里看，只见爸爸妈妈并排跪在地上，膝盖下面是一溜砖，爸爸嘴角流着血，脸肿得老高，眼睛已经挤成了一条缝儿，妈妈头发蓬乱，紧咬着嘴唇，闭着眼睛。
大队会计汪坝正拿着皮带轮圆了胳膊在抽打妈妈，每抽一下妈妈浑身就哆嗦一下，但是任凭怎样的毒打妈妈就是一声不吭。
庄儿走上前去左右开弓抽了爸爸几个嘴巴，后边还有人手里拿着皮带晃来晃去。
旁边是汪坝的弟弟耗子，对着爸爸正在破口大骂，双手叉腰，气势汹汹的样子仿佛要把人吞下去。
我看到这里，血呼的一下子涌了上来，我觉得我的心脏剧烈的跳起来，咚咚的像要跳出喉咙！
你敢打我可怜的爸爸妈妈，我跟你们拼了！
我返身回家去拿那把尖锹，一边往回走，一边咬着牙发着狠地喊：“今天我豁出去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我往回一转身，正碰在一个人身上，黑色的夜幕下，我没有看清是谁，管他是谁呢！既然豁出去了，我谁也不怕！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家，拿起那把尖锹就往回走。半路上，正迎面碰上爸爸妈妈回来。
怎么回事？爸爸妈妈怎么回来了？
他们看见我的样子，连忙拦住我，妈妈对我说：“快回去！别做傻事！”
我顺从地听着妈妈的话，可是心里却想把爸爸妈妈送回家后再找他们算账。
妈妈一边往回走，一边对我说：“他们没有人性的乱来，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君子敏于世而慎于言，什么事都要看远一点。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在妈妈的劝说下，也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我打消了再找他们算账的念头。
我在回家拿铁锹的时候，半路上碰到的人是治保主任牛二皮，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立刻叫大队会计汪坝哥俩住手，把爸爸妈妈放回来。
上次我们向支部书记要安家费盖房时，支部书记把这件事通知了大队会计，由于大队会计已经把我们的安家费、决算款以及姐姐给我们寄的钱盖了房，所以我们此举惹得他们大为恼火，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跑了半只，大队会计把我们恨的咬牙切齿。
妈妈去四川帮助姐姐照顾小孩，看护自己的外孙，这本是极普通的事，但是村干部却借题发挥，硬说是身为历史反革命的爸爸，命令妈妈去成都搞特务活动，去搞反革命串联，去跟成都的特务接头去了，看孩子只是掩护。
他们把爸爸妈妈先吊起来打，抽嘴巴，抽皮带，抽鞭子，还要蘸上水。大队会计汪坝哥俩还嫌不解气，把碗打碎，把碗渣立在砖头上，再让爸爸妈妈跪在上面，鲜血染红了爸爸妈妈的膝盖，把砖头也浸红了，这还不算，还要继续抽嘴巴，抽皮带。
连续三天三夜的折磨，爸爸妈妈昏死过好几次，被他们用针扎醒，醒来后还继续打。
爸爸妈妈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莫须有的罪名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在离北京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谁会相信这些畜生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是真的呢？
爸爸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认为只有死了才会摆脱这非人的折磨，他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他选择了自杀。
妈妈对此早有察觉，在回家的路上，故意留在后面与我一同进家，在即将进门的时候，妈妈附在我耳边小声说：“春，你给我看着你爸爸，他要自杀！”
我听了妈妈的话先是一惊，再一看妈妈的眼神，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么多年来，爸爸都挺过来了，这次爸爸是实在受不了了。
哀莫大于心死。
可怜的爸爸呀，您好糊涂啊，您认为死了他们就会放过您吗！他们不是人，根本没有人性，您如果自杀了，他们就会说是畏罪自杀，永远也不会洗净罪名，而且会变本加厉的折磨妈妈，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爸爸自杀。
夜深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爸爸从回家来以后，没说过一句话。
每次我从海河回来，爸爸妈妈都是喜笑颜开，我也装出很轻松的样子让两位老人放心，一边说活儿不累，又说海河工地伙食好，我都长到110斤了，比原来胖多了，他们每次听了都很高兴。
这次却截然不同，从爸爸那呆滞的眼神中，我看到的只有绝望，而且他的目光根本不敢在我的眼睛里停留，那躲躲闪闪的眼神分明在回避着什么，我发现他进屋后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却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分明是对人生还有一丝眷恋，又仿佛是对一切的诀别。
我把爸爸扶在炕边坐下，跪在旁边想帮他把扎在膝盖里的碎碗渣夹出来。说心里话，看着爸爸那血肉模糊的双膝，我的心都在流血，双手在不停的颤抖。
爸爸挡开了我的手，不让我管他，转身在炕的一头睡下了。
妈妈见状向我使了一下眼色，又用手指着爸爸比划了一下，我知道妈妈让我注意爸爸，因为他的一切都很反常。
我和衣挨着爸爸躺下，如果爸爸有什么动静，我好能尽早的知道。
海河归来一路奔波，我又累又困，躺在炕上假装睡着了，使劲用耳朵听着旁边的动静，恐怕爸爸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只觉得我的眼皮直打架，头越来越沉。我努力告诫自己，不能睡着了，可千万不能睡啊！
突然，我激凌一下子猛地睁开眼，下意识地用手向旁边一摸，爸爸刚才躺的地方是空的。我猛地坐起来，朦胧中，看见爸爸正把一根绳子扔向房柁的空档处。
我扑向爸爸，跪倒在爸爸的脚旁，用力的抱住爸爸的双膝，央求爸爸说：“爸爸您千万别这样，甭管出什么事有我顶着，有我小春在你还怕什么！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难道您真忍心抛下我们走吗？”
爸爸号啕大哭，用力地拍打着自己颤抖的双腿，万般无奈地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带你们到这儿来，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我实在对不起你们，我好悔呀，我好恨呀！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你们几个的前途全毁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妈妈在旁边也一直没有睡，小声地劝爸爸；“你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儿，我就不信天总是阴天，没有放晴的时候，我不怕死，我也不想死，我要活着，而且要好好活着，我倒要看看将来是什么样！”
妈妈又说：“你们小声点儿，别把孩子们吵醒了。你要真的想不开寻了短见，那样他们就会说你是畏罪自杀，倒称了他们的心，便宜了这帮东西。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我们的劝说下，爸爸有些回心转意，对未来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分光烧净
公社李书记在本村落户。他的二儿子人称二娄，不知为什么，那天突然来到我们家；爸爸知道此人得罪不起，立刻迎上前去，询问有什么事情。
二娄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眼睛东瞧西看，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们家从北京回到农村，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唯一的一对樟木箱子也被三叔卖掉。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明摆在窗台上，没有一个抽屉来存放。
爸爸把从北京带回来作床板用的几块东北油松板，请北边那个村的一个师傅做了一个风箱，４块大板外加６块钱。其余的几块床板送到东韦坨大舅处，请大舅给打一个柜子，好盛放粮食用。
二娄在屋子里转了一会儿就走了，谁也不知道他来做什么，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来到这儿准没好事，这个不速之客到底干什么来了呢？
几天之后，得到验证：我发现耗子手里有一把外国军用小刀，这正是爸爸的心爱之物。这刀子有多种用途，锋利无比。可怎么会到了耗子手上呢？
我旁敲侧击，打听到了经过。
正是那天二娄到我们家去偷走了这把军用小刀，当时是否还拿了其它什么东西不得而知。而耗子正是从二娄手上得到了这把军用小刀。
我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了爸爸，可是爸爸不让我去找耗子要。他说咱们惹不起他们这帮东西，拿走就拿走吧，不然他们说你这是杀人凶器也没有办法。
直至今日，这把军刀还在耗子手里。
有一天，我路过村东的梨树下，李老么也从此经过。他看看四外无人，把我叫到一旁，神祕地对我说：“大春，你们家真有好东西呀！”
我不解其意，用眼睛望着他，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李老么咽了一下口水，继续说下去，“那天我路过你们家存放东西的西厢房，看到有一把没有扇面的扇子骨，中间还少了一根；我拿到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那里的人二话没说，一下子就给了我４０块钱。真没有想到你们家的东西人家那么喜欢，那么值钱，人家还说有什么尽管拿来。你们家现在还有什么不愿意要的东西，可以给我拿去卖。”
噢，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二娄到我们家去东张西望呢，原来是寻宝去了！
我在当日晚间，天色快黑的时候，悄悄地来到存放我家东西的西厢房。
这屋内存放着前年生产队从北京拉来的全部财产，当时拉了满满两大车。其中包括二百多张撕去画轴的古字画和帛画儿；鼻烟壶、水晶石、古玩玉器和紫檀木家具；几对青花古瓷瓶瓷罐；直径近２米的樟木独板大圆桌；带有三面大理石拓片床围的紫檀木镂空雕花大龙床；八块１0公分高２寸见方的鸡血石和一对汉代玉马；几箱线装木版古书和数方古砚；东北野参、象牙筷子、玛瑙项链和一叠整版的大清邮政的绝版邮票等等。
我看到窗户上有几个洞，窗户棂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我看到这儿就全明白了，有人在这里用杆子绑上小钩，取出里面的东西，然后偷着拿到北京去卖。所以二娄才去我们家乱转，没准儿有人怀疑那些东西是我们拿的呢！
时隔不久，村党支部书记就召开了一个全村群众大会，只许贫下中农参加。事后李老么告诉了我大会全部内容。
村党支部书记牛铁杆是个老党员，没多少文化，每逢开大会，他开场白就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给大家说几句，是个极左的造反派总后台；他说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后也应该这样做。反动大律师纪麟祥的全部财产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所以要全部分掉。
会后村干部具体怎样商议的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村干部每人都在里面挑走了一些物品，有的人象征性地给了点儿钱。
爷爷的那双银箍带链象牙筷子，连筷子套一起，村党支部书记才给了一块钱。那个厚２寸，直径近２米的樟木独板大圆桌，被他打了家具。他请的那个木匠师傅说，直径２米的樟树得长多少年呐，可能全中国目前也没有地方找来，况且还要见圆呢，就得更粗了。这块独板樟木真怪可惜的。
那个大龙床２０块钱卖给了县公安局某人；小学校留下了一个紫檀木雕花立柜，一些上乘的文房四宝。其余的那些紫檀木家具被老八路林涌拉走了，据说他把这些珍贵的家具卖给了街头巷尾那些吆喝的小贩；还有许多东西不知被谁拉走了。
其余剩下的一些东西给全村人均分了。有的人说是村干部拿剩下才给大家分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知道爷爷的一些珍珠玛瑙玉器水晶等东西，全体贫下中农每家都分到了一小堆。
还剩下一些东西不好处置。其中包括爷爷用毕生积蓄买下的那些珍贵的宫廷古画，线装木版古书，还有一些村干部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大队会计建议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掉，将来以防不测。就是有人过问也查无实据，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此恶毒的想法很快变成了行动，在一个阴冷阴冷的腊月天，一股罪恶的火焰冲天而起，夺走了爷爷心中最后的一点儿希望。
祖父之死
火苗噼啪作响，烧了整整一夜。
我家盖的小土房紧邻火场北面，距离存放东西的西厢房只有几丈远，相隔一堵墙。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我家的窗户，燃烧后的灰烬随风飘落到我家的院子里，火光摇曳的身影中，不时传出一些人得意的奸笑和狰狞的嚎叫。
腊月十五的深夜，是那样的寒冷。
无论我和爸爸妈妈怎样劝说也无济于事，爷爷不顾冬夜的寒冷，一直坐在我家屋门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跳动的火苗，一动不动地呆呆地看着，直至火苗变成缕缕青烟，直至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色；爷爷仍然一动不动。我看见爷爷的眉毛和胡子上哈气结成了白色的霜花，在晨曦中闪闪发光。
爷爷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三年多来，爷爷一直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但不给工分。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是造反派对阶级敌人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却是毫不动摇的。
爷爷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北京，能有一天带着他用毕生积蓄收藏的这些心肝宝贝回京去。但是，他静静地等了三年，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的一切。
爷爷彻底绝望了。一连几个夜晚，爷爷不顾冬夜刺骨的寒风的呼啸，站在皑皑的雪地上，遥望着北方的星空仰天长叹。看到爷爷这些反常的举动，爸爸和妈妈非常担心，背地里商议，总这样下去不太好，因为爷爷每天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话也越来越少。
爷爷当了一辈子律师，解放后律师职业没有了；老人每周去政协拿文件，回家后用放大镜对着那些白色的小本本看个不停。
爷爷有中山公园的年票，每天都去中山公园打太极拳。顺便带些徒弟，他写得太极十三式图文并茂。我曾看见中国照像馆的橱窗里陈列着爷爷二尺长的大照片，照片中老人精神焕发神采亦亦。有一次在中国武术期刊的封面上，我还看见了爷爷打太极拳的英姿，他那一尺多长的银须在胸前飘曳。
爷爷一直身体很好，真是满面红光，临别北京时，一顿饭还能吃６０个饺子呢！打上一气太极拳，照样脸不变色心不跳。
爷爷遥望着星空，是否在回忆那些遥远的往事呢？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我们吃白薯干面饺子，给爷爷单独包的白面饺子。可是爷爷只吃了不足十个饺子。
正月初八是爷爷的八十大寿，但是我们没有钱来庆贺，只是吃了一顿面条，一顿用白薯干面掺榆树皮面做的面条，浇得是淹咸菜的汤。
正月初十，爷爷把爸爸叫到跟前，又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我看到爷爷眼里一片茫然，茫然深处是绝望而不是对人生的眷恋。
爷爷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岁了，年纪不小了，也活够了，不想再活了，我要走了。”
停了一下，爷爷眼睛望着远方，缓缓地摇着头，慢慢地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后口吟临终歌，溘然而逝。
爸爸伏在爷爷身边，低声地抽泣。我拉着爷爷的手，高声大喊：“爷爷！爷爷！”顿时泪如雨下。爷爷听见我的喊声，忽然睁开了双眼，冲着我摇了摇头，又闭上了眼。
我终于明白了，爷爷己经对人生厌倦了，绝望了，再也不想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上多停留一刻。
两天前，爷爷在自己生日那天，喃喃自语：万流皆浊我独清，万人皆醉我独醒，万人皆惧黄泉路，唯有老夫不贪生。
我虽然在那天听到了爷爷的吟吟自语，当时只是认为爷爷是即兴而作，诗兴大发。并没有想到是爷爷由于厌世而作的一首诗，当时就己经决定了今日的决别。
爷爷静静地躺在炕的那边，一动也不动。我端起碗来，用小勺往爷爷的嘴里倒了些水，但是爷爷紧闭着嘴唇不肯张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看了爸爸一眼，爸爸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一天,两天，三天，己经整整三天了。爷爷还在静静地躺着，不吃不喝也不动，只有越来越微弱的呼吸。
爷爷的面颊明显消瘦下去，眼窝深陷，嘴唇己经干的裂开了口子，爆了皮。
我守在爷爷身边，看着心里实在难受，又用小勺往爷爷的嘴中倒了点水，爷爷用舌头
舔了一下嘴唇，随后又紧紧地把嘴唇闭上。
我知道爷爷的神志非常清醒，只是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这种毅力是多么坚强。有人说人都有求生的欲望，这欲望不可阻挡。但是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求生的欲望，可能是最难最难的了。
就这样一直躺到第六天，爷爷的脸上又黑又瘦，己经完全变了模样。眼窝塌陷，嘴唇爆裂，呼吸越来越弱，细如游丝，脉搏最后竟然连一点儿也摸不到了。
我看了一下钟,爷爷从拒绝吃饭到去世,整整躺了１３５个小时,可见爷爷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伯父和三叔己经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丧事怎么办?
没有钱买棺材,又不愿意让爷爷这样草率地埋了。最后伯父出主意：买点儿砖，垒一个深槽，再把爷爷放进去，上面盖一块门板就可以了。
爸爸去买砖，伯父去买门板，三叔则带着我和几个弟弟扛着铁锹来到祖坟，找到了位于祖坟南面的爷爷的坟墓的位置，大家就动手挖坑，农村管挖下葬的坑叫打坑。
大约有一个小时，在我和几个弟弟的努力下，这个坑己经挖好了。
这个坑长两米，宽１米，足足有４尺深。因为四周要砌砖，所以挖得大了些。挖深点儿的目的是怕将来万一被平了坟，拖拉机也不至于把盖掀开。
我把砖一层一层地砌好，大约砌了两尺来高，伯父说行了，我们便赶回家去。
爷爷没有寿衣，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妈妈找了一件干净点儿的衣服给爷爷套上，又把家中一床最厚最好的褥子给爷爷铺在床板上。把爷爷的身体抬到床板上以后，妈妈又找了一个床单盖在爷爷身上，并把爷爷的脸蒙起来。
就要起灵了，大家哭成了一锅粥。
一代堂堂的大律师，威名远震京城与河北，可是死时竟然连一个棺材也没有，就这样抬着来到墓地。我们弟兄几个牵着褥子的四个角，把爷爷轻轻地放进砖砌的槽内，往爷爷的头部垫了两块砖，再把床板翻过来，轻轻地盖在砖沿上。
往‘棺盖’上压土的时候，爸爸妈妈哭得竟然昏了过去。
是啊，只有爸爸妈妈在爷爷的身边时间最长。自从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６日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就一直是爸爸妈妈照料。后来伯父来到了爷爷身边。这次爷爷又是在我家死去的，况且死的那样凄惨，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我扛着铁锹低着头，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却没有一滴眼泪。五六天了，我天天守在爷爷身边，眼泪已经流干了。有人说眼泪是流经眼里的血液分泌出来的，所以是咸的。如果眼泪流干了，再流就是血，那时眼睛就会瞎的。我只觉得我的眼睛又干又疼，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虽然内心悲痛至极点，痛哭竟成了呜咽，头却昏沉沉的。
我到家后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祖父纪麟祥字瑞符，生于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８日，旧历正月初八，于１９７０年旧历正月十六去世，终年８０岁。
爷爷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爷爷的冤案至今未能平反昭雪。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也无处追还。我把这一切用刀刻在了心上，直至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写到这里还是泪流满面。
爷爷死了，我们却不敢给任何人报信儿。妈妈去四川成都照顾外孙，被村治保主任硬说成是去搞特务活动，由大队会计、耗子及庄儿等人毒打了三天三夜，不许吃不许喝，连爸爸也被株连。平常年轻人三天里不吃不喝，都根本吃不消，更何况是上了年纪的人，还要遭受连续的毒打呢！
所以爸爸要寻短见，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们非人的折磨。如果不是我那天及时赶回家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爷爷这次绝食而死，我们也不敢声张，只说是得病而亡。否则让村中知道真象，一定会被扣上以死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那样一来爸爸妈妈少则挨一顿毒打，严重点儿还不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记得刚回农村时，公社天天开大会，村中天天开小会，批斗大会上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神经紧张极了；那时爸爸妈妈多次胸前挂着牌，跪在台上挨批挨斗，以至于多年后，爸爸一看见穿绿衣服或者是戴红袖章的人，就吓得浑身哆嗦。
父亲赔猪
东韦坨的大表哥来告诉我们，那个木柜大舅打好了，已经用双轮车给拉来了。
我迎出门去一看，这个柜打得真漂亮，六尺长的床板一截两段，变成了三尺长的大柜，能装不少粮食呢！爸爸找了一点儿油漆，把柜油成了漂亮的枣红色。
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件家具。
说起来大舅和二舅也真不容易，家中人口众多，忙里忙外的，还抽空给我们打了这个大柜。爸爸几次因为实在揭不开锅，到大舅处借粮，每次大舅无论自己多么困难都不会让爸爸空着手回来，都是想方设法地满足爸爸的各种要求。
记得那年春节前我和弟弟去看望大舅，听说附近村庄要唱大戏，大表哥问我去不去，很多年没有看戏了，我们都很想去，就都高高兴兴地看戏去了。
唱戏的地方是大李村，距离大舅家大约八里地。我们有说有笑地走着，很多天来，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八里地很快就走到了，离戏台老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戏已经开演了，但是由于太远根本看不清，而且更听不见唱的是什么戏。
大表哥说：“这回咱们白来了，什么都没法看见。”我实在有些不甘心，就想往里边挤挤，试一试能不能靠前点儿。
我个子比较高，于是就把两只胳膊全抬起来，正好位于别人肩膀上。我就用两只胳膊左一拨右一挡，没有几下，大家就都挤到台前去了。
这次演的是《红灯记》，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演得很好，大家对演员的评价都很不错。
散场时，已经很晚了。满天的星星挂在半空，是那么优美，那么宁静。我想：“如果能天天享受这安静的生活，那有多好啊！”
我与大表哥意犹未尽，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直至夜深了才到家。
这是到农村后我第一次看戏。
1969年的年终决算公布下来了，我家在连续三年欠款后，终于略有盈余，共余款28.06元。全家人拼命干上一年，才挣了这么点儿钱，真是少的可怜。
虽然我和弟弟都长成了大小伙子，身高都是1.80米，而且经过四年的劳动锻炼，地里的农活都能做，况且比别人毫不逊色。但是生产队就是不给涨工分，别人一天给10分，而我们只给3分。大队会计汪坝掌握着大权，我几次找他但是都是没有结果，听说别的干部也几次提出来，但是他坚持不让给我们涨。
北京爸爸单位来人给我们的安家费和决算款，以及姐姐多次寄来的钱，都被他扣下盖了自己的房子。这次我们堆小房时向生产队里要钱，他只给了安家费，其余的至今也没有还。
在对爸爸妈妈的历次批斗中，他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打人最狠，坏主意最多。
他诬陷我偷白薯秧，对我又打又斗。但是他却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窃取别人的钱财，村支部书记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胡作非为。
爸爸虽然和我们一样，每次都分配干最重的活儿，但是只拿别人的一半工分，只给五分。干两天才拿相当于别人一天的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全家四个大劳动力，拼命地干却也挣不着钱的原因了。
爸爸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仍然让他去给牲口铡草。这铡草是个力气活儿，把一大捆谷草放在铡刀下，然后用全身的力气按下去，把近两米高的谷草铡成半指长一段一段的，一捆谷草一口气要连续铡一百多刀，铡得越细牲口越爱吃。这样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酸腿疼胳膊胀，谁都不爱干这累活儿，只能让我们去干。
把草铡好后，要垛成大垛，上面盖上几层栅子，再抹上泥，就不怕风吹雨打了。可是要垛好一大垛草，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这天劳动之余，大家都在场边休息。忽然有人发现了一群小猪，正在大草垛下连拱带蹭，大草垛摇摇晃晃，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草垛很快就有坍塌的危险。
大家齐声呐喊，但是小猪置之不理，照样在草垛下面拱来拱去。眼看险情就要发生，如果草垛坍塌下来，不仅费时费工，说不定还会把小猪闷死在里面。
爸爸一看大事不好，走上前去，用一根柳条去轰猪。这根柳条一尺多长，与毛笔杆一般粗细。爸爸向小猪方向一丢，想把小猪吓走；没想到那根柳条触地后弹了起来，那细的一头不偏不倚，正好刺入一只小猪的耳朵眼里。这只小猪在地上扑腾了两下，竟然死了！
爸爸一看怔住了，这可怎么好？
在一起铡草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看见了，对爸爸说：“没事儿，这么个小猪，不过六七斤重。如果不及时把它轰开，草垛坍下来准得全压死！”说来也真是碰巧，那根小棍怎么会那么准确地刺中小猪的耳朵呢？如果是碰到了别处也根本就不会有事！
这事传到了村干部的耳朵里。
晚上吃过饭后，井台的钟声又响起来了。全体社员集合，到小学校去开批斗大会。大会上，爸爸被揪了出来，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曲背弓腰，双手向后高高地举起，头向下低，来了个‘喷气式’。
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治保主任首先发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的阶级敌人非常猖狂，你不打，他就不倒。村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纪敏曾，利用干活儿的机会，对生产队的小猪下毒手，用一根棍子猛ci小猪的耳朵，造成一头小猪死亡。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象，我们一定要狠抓阶级斗争，不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随后的振臂高呼口号之后，有人上去使劲向下按爸爸的头，老人险些从高高的凳子上摔下来。
紧跟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爸爸被放回家写检查，被勒令三天之内买回一只３０斤以上的小猪，否则送交公社，让全公社全体人员批斗。
爸爸回到家后，又东摘西借地张罗钱，然后来到宫村集市上，花了３２块８毛钱买回来一只３２斤重的小猪，送给生产队。
一九六九年是我们家第一次年终决算有盈余，得款２８块零６分却花出去３２块８毛。
村上干部看爸爸买的这头小猪个大毛亮成色好，这样才算作罢。
小猪事件宣告结束。
事隔４天，一天傍晚收工回家时，我看见红头在生产队猪圈后边用铁锹砍死了一头约１２０斤重的大猪，他怕别人看见，挖了个大坑埋了。半夜里他又把这猪挖出来，扛回家后宰了吃掉了。
当时收工的几个人都看见了红头打死猪的情形，但是都装作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