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58年转到地方，但这里仍然实行军事化管理，每日出早操，进食堂、进出教室或集体活动都要排队、唱歌、喊口号。
王维忠学的是公共卫生专业，住在一栋二层小红楼里。一年内八个半月上课，两个月劳动，一个半月假期。王维忠在劳动中显示出农村学生的优势，冬天到校农场劳动，扛上100公斤大豆走上百余米也毫不费力。四十多年后，王维忠还深情地回忆：我的大学生活真幸福，简直像首长诗。两年的医学基础课很快结束了，三年级时王维忠转入医疗系。1963年8月份进入临床实习，他们班被分到山城通化206医院。随后他和4名同学分到东辽县医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层医院实习。坐在县医院的诊室里、穿着白大褂、挎上听诊器，第一次领略到做医生的神圣感和使命感。9月初，他们回到通化206医院。医院位于荒沟门外的城郊，三面环山，前面是浑江，景色优美，环境宜人。他与老师、护士的关系非常融洽。10个月的实习使他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很好的结合，最终在全班54人中，他以89.5分的最好成绩结束了实习生活。让王维忠深感幸运的是，5年大学生活结束后，一直为自己的出身而忐忑不安的他，终于被分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日中联谊医院)。
步履维艰的青春(1)
1964年8月23日上午，精神焕发的王维忠来到第三临床学院报到，这是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
学校决定，新毕业生半年下乡劳动锻炼，半年进科当助理住院医生。他被分配到内科。23日下午进入内科并接管病人，住进院内的集体宿舍，开始了24小时住院医生负责制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要24小时守在医院，而且必须完成病历、首次病程记录，对病情进行分析，提出诊断计划和治疗方案等，病人如入睡困难、发烧、咳嗽，一个通知就得马上起来处理。几乎没有休息日。
当时，精力充沛的王维忠最多时负责32个病人，但他从不喊累。1965年春节，他是在病人身边度过的，这是他第一次没有与家人共度新春佳节。一年的辛勤工作，使他业务进步很快，收获很大，为他当内科医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7月，王维忠先是被通知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去乡下开始为期8个月的“四清”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66年4月份结束。
生活上的艰苦，工作上的困难，思想上的变化，都使王维忠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良好锻炼，不仅磨练了意志，而且增长了社会工作经验。两个月后，他又被安排到农安县龙王公社同心大队参加社教工作。这次他任工作组材料员，工作得心应手。
1967年7月，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医院通知他们回医院。医院一般不收治病人，医护人员无所事事，王维忠因身体原因休病假，1968年春返校到二院出门诊。“文革”造反派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到处可见批斗场面，特别是对王维忠这样出身不好的人，随时都可以抓起来批斗。但王维忠没有虚度年华，只要一有空，他就偷偷地看书学习。就这样，他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一直留在白求恩医科大学。
1971年，王维忠回院参加4个月的医学培训班时，他利用中医学徒时打下的良好基础，综合所掌握的中医中药理论知识，发明了活血化瘀的“心舒乐”，用以治疗冠心病。这次临床实践的成功，使他从此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
1975年春，王维忠又担任七三级《诊断学》教学。由于他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又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深受学生们好评。
但1975年对他来说是黑色的一年。这一年，学校造反派在一些不法之徒的煽动下，再次把整人的矛头对准群众，首先把平时交往多、活动能力强的“三王”（王彪、王农、王维忠）列为重点，而王维忠因为是富农出身，又被列为重中之重。当时学校一位叫阎某的保卫干事，抓住他不放，无止境地上纲上线，纠集专横跋扈的杨某等人，像猫盯着老鼠一样盯着年轻能干的王维忠。
灾难随着王维忠的一次回家探亲而降临。这年春天，他回家乡探望年老体弱的父母时，两位大队干部看到这位吃“国家粮”的年轻人从省城回来，就特意找上门来诉苦，并请求他：“咱们这穷乡僻壤现在最缺的是化肥，你能不能想法从省城里搞一点回来呢？”
〖JP2〗王维忠本来是个热心人，他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回到长春后，他四处找同学帮忙，一下弄到了50多吨平价化肥，且为了方便乡亲，他又找车把这些化肥运回家乡，这不仅让老家的全村人受益，更让整个公社的乡民受益。那时的化肥对于农村来说，可真是紧俏货，能想方设法搞到高价化肥就不错了，何况现在王维忠搞到的是平价化肥，数量还不少。乐得当时的公社领导和大队的几位干部，紧拉着这位年轻医生的双手连连说：“真是感谢你的热心帮助，要知道，这些化肥对我们乡下人是多么重要！”这么多化肥当然不能全由自己掏腰包，王维忠在出示进货和其他票据后，只收了个最低价。他当时很高兴地想，自己终于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了一件好事。〖JP〗
就在王维忠当天随着送货的车，乐呵呵地哼着东北小曲刚回到单位时，有人悄悄地告诉他：不好了，有领导要找你麻烦了。
正纳闷的王维忠回到办公室，就被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保卫干事和几位陌生人围住。对方气势汹汹地冲到他面前，喝道：“王维忠，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王维忠愣了半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位闫某恶狠狠地骂道：“哼，你还挺会倒卖化肥的呢！告诉你吧，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破坏农资统销政策，谋取私利！现在你不用再看病了。”说罢，那人手一挥，冲上来两位如狼似虎的打手，不由他分辩半句，就将措手不及的他押送到长春铁北看守所，对他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审查”。
就这样，王维忠被强行摘下听诊器、扒下白大褂，被野蛮地剥夺了做医生的权利，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王维忠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就四处上告，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能去哪里说理呢？
更令王维忠痛苦的是，在乡下一直挂念儿子命运的老父老母得知宝贝儿子“出事”后，二老头顶烈日，相扶着从乡下找到省城长春，找到儿子工作的学校，后来在好心人的指点下，终于找到铁北看守所。但面对那戒备森严的大铁门，两位语言不通又无人理睬的老人，在门外徘徊了几天后，只好仰天长叹，万念俱灰地回家了。由于经受不住这场打击和惊吓，在不到百日时间内，二老竟先后含恨去世。但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根本不让这个独生子回家为双亲送终，使其遗恨终生。
步履维艰的青春(2)
多年后，王维忠对我谈起这段悲惨往事时，这样评价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惨遇几乎随处可见，无数家庭都受到过冲击和伤害，我们不能恨某一个人，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俱往矣，那个不幸的年代。现在，我们的国家早告别了那场是非颠倒的噩梦，我和天下百姓一样，只是希望那些悲剧不要再重演，我们的百姓再也不要受到伤害。”是的，王维忠永远也无法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在60岁生日那天，他面对茫茫夜色，仰望天空，含着热泪写下了一首律诗，以表达对亲人深深的怀念：慈母见儿笑开颜，询问归期肠欲断。惜会梦中不长久，何时重逢告免念。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块坚冰，王维忠也成为受益者。在老红军、老校长徐选和的关怀下，1980年春，张仙洲书记、王杰院长顶着压力。终于恢复了他做医生的权利，将他从阴影中解救出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至今，心怀感激的王维忠还经常向子女提及那几位老领导对他的无私帮助。恢复做医生的权利后，意气风发的王维忠进入刚组建的院中心研究室，很快写出两篇高质量的论文，但却被当时一位兼职副主任窃取，此君也因此晋升为副教授。但毫不灰心的王维忠在宋怡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临床免疫及免疫增强剂的研制工作。经过一年多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的努力奋斗，1981年他发明的“注射用人脾转移因子”试用于临床；同年开始“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研制及临床应用”研究。一年后成功完成了动物免疫、制备工艺、实验室检测等研究工作，制成冻干制剂用于临床，并与刘继文教授开设免疫诊室。到1985年，他们为院创收近50万元。同年，他带队发明的“注射用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药品，通过了吉林省药品审评委员会的评审和吉林省卫生厅主持的科研成果鉴定，移植给长春生化制药厂生产。1987年该成果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白求恩医科大学在省科委获得的第一个二等奖。1989年，王维忠又推出了“注射用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移植给长春生化制药厂、吉林省东方制药公司、浙江仙居生化药厂等进行开发，为三个厂家创造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