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康生、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就当前工作分别作了报告。
１９４３年１月７日至９日，父亲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演讲分三个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
针对会议揭发在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方面存在对党不够尊重的现象，父亲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边区党内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因此，（一）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动摇它的”；（二）对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三）要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某些高级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与摧毁的作用”。因此必须“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澄清模糊认识。
3．在延安整风中(4)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父亲认为发展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抓住这一环节，“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在演讲中他多处阐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在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他强调指出：边区应该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在此，他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重申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至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他在演讲中率先提出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必要性：“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并强调：“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做法，“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并且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为此，又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要根据党的政策，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大胆地去创造”，“独立地创造”；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对一般的官僚主义倾向“是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的”。对“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新的领导作风无法建立起来。
接着，父亲代表中共中央就重新审查１９３５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作了解释。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郑重宣布：“‘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各种政策也都是‘左’的错误的。”这种错误路线统治时间长，“造成的恶果也就特别大，比陈独秀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由此，他总结道：“如果思想方法不正确，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那是会把革命弄失败的。”
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每个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也就非常光荣。同时，“你们两肩上所担负的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他热情地祝愿同志们能够愉快地胜利地完成建设“中央发言人地位的”陕甘宁边区的伟大任务！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高干会议胜利闭幕！
这时，刘少奇伯伯已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父亲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这一重大任务。
3．在延安整风中(5)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经过数月调查研究，又亲自代表中央书记处推出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指出：为了使中央更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改“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为“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合并中央工委、青委、妇委，对各地党委仍保持原名义。
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于２０日正式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
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之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
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
……
为统一党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决定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杨尚昆负责敌战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上述同志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负责。
从此，开始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书记处的领导时期，这大约也是党中央工作机构最精练的时期。
在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开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１１月１日至１２月上旬，父亲集中精力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党史的会议，会议特别是对于１９３１年初到１９３４年底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以便从社会、历史、阶级、思想根源上全面地认识和批判王明路线，弄清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真正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
会议期间，父亲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去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庆树，做思想工作。当时王明正在病休，自３月２０日中央调整机构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父亲对王明说，要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完全是治病救人，是为了党。现在提出两条路线，并不是对王明个人过不去，而是对着王所代表的错误思想路线，是要把全党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弄通。并劝王明安心静养，如果精神好，能够想想问题时，就想一想，检讨一下。父亲又对孟庆树说，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反省过去，帮助王明，只要从党的立场出发，许多问题就会慢慢认识清楚。
谈话后，父亲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父亲也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
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父亲对他１９３１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他讲道，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举毛泽东为中央代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