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仍自始至终和同志们一样坚持坐在那里，接连听完冯文彬在大会上作团的工作任务报告。
４月１８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一致推举父亲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同日，经心脏专家与眼科专家会诊，确认父亲病情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休息养病。从此，全家随父亲搬到玉泉山休养所。傅连暲特派黄树则医生为父亲主治，并专派刘佳武医生特护。
3．最后的拼搏(9)
休养中，父亲仍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但很少参加大型活动了。５月８日，出现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病变，眼底亦有小出血点。父亲的健康在继续下滑。
１０月１日，多么振奋的一天啊，首都３０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父亲从１６岁起即为之奋斗了３０年的事业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选然而，无情的疾病却残酷地将父亲按在收音机旁，借电波享受这一辉煌。我听他对母亲连连说道：“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啊！”从他的神态中读懂了父亲那一份深沉、那一份感慨；我从他坐立不住地等待远征参加大典归来的举止中，体会到父亲被病魔纠缠的无奈，更看到父亲对胜利到来的喜悦和激动！
那一刻，我为父亲未能亲身出席开国大典感到遗憾！
那一刻，我更从心底里为父亲感到骄傲！父亲的的确确为“造成大福家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这一年，父亲才刚刚４５岁！
是月底，父亲经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瓦西林科等详细检查诊断，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治疗。诊断表明，此时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１１月下旬，中央决定父亲去苏联就医。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上旬父亲抵达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和巴拉维赫疗养院等处医治、疗养近半年，病情有所好转。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８日，父亲返回国内。
父亲回国后不足一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父亲又抱病出席了部分会议，６月２６日，朝鲜内战爆发次日，父亲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２７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自此，断断续续近一年未能好好工作的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负责的工作中去。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父亲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庆典。这时，朝鲜战事愈演愈烈；自９月１５日美国侵略军仁川登陆后，美军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中朝边境，１０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１０月８日，应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多次会议讨论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连日来的会议常常开至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父亲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但在这种关键时刻，父亲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并未料及生命的最后时刻已临近，只是全身心地扑向工作：
１９日，是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天。为了筹备召开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白天，父亲邀请河北武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到办公室座谈。像以往的习惯一样，父亲仍旧是亲自作笔记，提出询问，征求意见。会议从上午８点直至下午２点。晚上，父亲又对照地图，阅读前线战报……
１０月２１日，父亲亲自撰文纪念《中国青年》创刊２７周年，登载于《人民日报》；
１０月２３日，白天和师哲谈话，晚上出席中央会议；
１０月２４日，白天阅读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入朝和《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等电文，晚上伏案查看地图，并随手将案头台历掀至次日……
１０月２５日晨，突发脑血管意外；
１０月２７日１２时３６分，连日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年４６岁！
父亲就这样匆匆离去，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事业。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党更给以他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于父亲逝世当日即发布讣告：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一九二〇年他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四十六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
3．最后的拼搏(10)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８日，父亲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战友情深
1．文武得彰与贺龙(1)
父亲与贺龙相识并成为亲密的战友开始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７日，父亲等率红六军团到达甘溪，突然遭到桂军袭击，主力被截成三段，彼此失去联络。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一千六七百人。此时，父亲正被可恶的“摆子”折磨得精疲力竭，躺在担架上与肖克、王震指挥作战。
正是在这几日，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的旧报纸上获悉：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师的。贺龙拍着报纸说：“报纸上是８月份的消息，如今已是１０月了，如果六军团是来和我们会师的，应该快要到喽！”于是，他和关向应率红三军团主力南去迎接红六军团。
１５日，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以及晏福生、苏杰率领甘溪失利与主力失去联络临时组成的特务团４００余人，转战９昼夜后，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贺龙。次日，他们即率部队兼程南下，接应正在分路突围的红六军团主力。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在父亲与贺龙的记忆中都成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父亲同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和接应他们的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了。
当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不是当事者，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呢！
贺龙，这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洪湖，从开始仅仅是少数人，发展而为大兵团的红军，率部队赴汤蹈火，独立作战。现在，终于见到党中央的代表，见到兄弟部队，怎能不兴奋万分。父亲率军西征，艰苦跋涉，两个多月数千里转战与湘、桂、黔三省敌军周旋，终于实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目标，又怎能不激动异常！
两天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父亲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父亲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由他们三人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在主席台上，父亲指着贺龙，向台下的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选”话音未落，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时，贺龙却走上前来，握着旱烟袋杆，笑着，不无诙谐地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大家都被贺龙逗笑了。接着，他又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说着，他用烟袋杆敲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会后，贺龙把军医处长贺彪喊来，对他说：“六军团的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军医处的马拨一部分给他们。你要挑几匹最好的马送给六军团的领导人。设法让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坐骑。”又指示经理处，给六军团送粮、送肉，并吩咐部队连夜到山上割细草为六军团战友打草鞋。他还告诉军部值班参谋，两军会合后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红三军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