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依仗年轻，动作灵活，而朱德身大力不亏，也不示弱。高潮当然是他俩争球，那份认真、专注、毫不相让的一举一动，常常引发观众阵阵欢笑，观众变成拉拉队，既是总指挥的，又是政治部主任的，人们忙不过来地喊着：“总司令加油，加油……任政委加油，加油！”
转眼到了１９３８年２月，父亲奉命离开山西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又去共产国际，直到两年后才回国。
总司令与父亲有机会再度朝夕相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紧张地指挥三大战役之际。
他们喜欢在驻地周围散步，我亲眼见到他俩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手牵着手，一会儿臂搭着肩，倾心交谈。据说，总司令曾叫父亲“被子”。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说父亲对战友就像“被子”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就像“被子”一样默默地给以温暖。
的确是这样，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从来不爱张扬。一件往事，我多次听戴镜元部长讲起。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６日上午１０点左右，总参二局局长戴镜元忽然接到父亲亲自打来的电话：“我和总司令下午３点到你们那里看看。”下午３点半左右，他们果然到达。由于当时父亲主管二局工作，常和总司令来视察。一年几次与同志们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工作，习以为常。因而，这次也没感觉出什么异样。照例，他俩一到先听汇报，然后到基层各个部门一一看望同志们。不但对具体工作作出指示，对同志们的生活同样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看到办公室烧煤炉子，就亲切地叮咛大家要常打开窗子换换空气；看到有的办公室房子太小，过于拥挤，就提出要做适当调整，等等。
晚上８时，从各个业务办公室巡视回来准备吃晚饭时，父亲忽然问戴镜元：“有挂面或者面条没有？”戴镜元虽然纳闷不知何故父亲忽然要吃面条，但立即答道：“有面条！”说罢，他马上到伙房告诉炊事员：“快！你赶快做面条，我给你烧火！”直到他端来一面盆面条放在桌上，父亲才揭开谜底：“今天是朱总司令的生日，他不在西柏坡过，而来二局，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呀！”同志们非常感动，当即每人一碗，吃了朱总司令的寿面。
当晚二局的同志们马上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祝贺朱总司令６２岁寿辰。晚会热烈、轻松，欢快异常：有唱歌、跳舞，还有陕北秧歌……一直到下半夜３点，大家才尽兴散去。
这就是父亲为他的忘年之交设计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隆重得不能再隆重的共产党人的寿辰祝贺，而留给同志们的则是一生无以忘却的纪念。这次的活动，我也参加了，所以永不会忘。
2．朱德白发送青丝(3)
这事过去３个月后，１９４９年３月，父亲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万众欢呼声中进了北平城。
不料，参加西郊机场阅兵式后，父亲再次发病，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１５０，脉搏每分钟１１０次以上。党中央书记处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这次，全家陪父亲住在西郊玉泉山。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却松树枝头不时传来几声鸟雀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噪声干扰，经一段静养，父亲的饮食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总司令来的次数更多。每次，朱老总都要给父亲带些他最爱吃的东西。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舒心惬意。
父亲和总司令，一个生在湖南，一个长在四川，年龄相差１８岁，简直就是两代人，然而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此外，对散步、打球、打猎、下棋、照相、篆刻、吟诗、习字……几乎都有同样浓厚的兴趣。难怪人们说他们是“如火如花的老少年”。
一天，朱总司令又来到玉泉山。父亲兴致很高。我们也都为父亲身体有所好转而高兴。父亲建议开一个家庭音乐会。他自己亲自上阵钢琴伴奏，让我拉小提琴，总司令带妈妈和弟弟远远、妹妹远征小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了没两句，父亲也放开喉咙用俄文和起来。接着，我们又唱了两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
歌声飞过窗棂，飞向山谷，飞向沃野蓝天。
……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这是我终生记忆犹新的日子。
突发脑血管意外的父亲病情急剧恶化，连日来，毛泽东、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先后都来看望父亲。但他已半身瘫痪，不能言语，只凭一只可以活动的手，与同志们握一握，再眨眨眼，对同志们的关切表示感谢。很快地，父亲进入弥留状态，偶尔努力睁眼看看大家，更多时间是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中午１２点，又一辆汽车停在门外，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司令，得信立即赶来。６４岁的他大步流星奔进屋内，大声呼唤：“弼时，弼时同志，我来啦，我在这里……”
话音未落，人才刚刚走到床脚铁栏杆处，弥留中的父亲听到呼唤，猛地坐起，睁开双眼，伸伸手，总司令马上绕过栏杆抢步抓住父亲的双手！
父亲突然倒下。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我知道，父亲要走了。我这一生只见过两次这样的情景。第一次，是７岁那年，我还是不懂世事的孩童，与奶奶相依为命。不料奶奶生病了，病势日渐沉重。一日晚上，亲戚们把我放到另一间房睡觉了，只告诉我奶奶病重。小孩子的我，哪里知道这天晚上会是奶奶生命旅程的最后！半夜，突然我被人摇醒：“快！快起来！”说罢眼睛闭阖的我被抱着，来到奶奶房中，只见奶奶床前围着的许多亲戚，马上让开空地说：“来了，来了！”这时我已清醒，跌跌撞撞地奔到奶奶床头。也是这般突然，卧床多时的奶奶“忽”地猛然坐起，大人们马上把我推到她身边，我大声地喊着：“奶奶！奶奶！”奶奶攥着我的小手，突然倒下，瞑目了……
许多老人都这样说：人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有他心里最记挂的人，看不见这个人，他是不会咽气的！
奶奶是记挂着我的！
父亲呢？父亲记挂着总司令！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总司令沉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２０多年的忘年战友致军礼告别！白发送青丝，那是一番何等心境！
3．毛泽东黯然扶柩(1)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位倒下去的创业者。我亲见毛泽东满目戚容扶柩送父亲西行。
他们曾是“校友”，但他们更是政治上的同志。在几十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过程中，他们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他们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更多的是统一认识后的相互全力支持。
父亲认识毛泽东很早很早。１９１５年秋，１１岁的父亲走出塾塘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高小部。此时，长父亲１１岁的毛泽东已是师范部本科第八班学生，并且自１１月开始即当选为校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开始了他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一师的学友会很活跃，在“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的宗旨下，组织同学参加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高小部与师范部仅一墙之隔，这时也组织了学艺会，父亲则成为谈话、竞球、竞走、音乐四种组织的活跃成员。１９１８年夏，两人毕业了同时走出一师校门，不同的是父亲进入了明德中学，毛泽东则结束了学生生活。
１９２０年夏，就读长郡中学的父亲加入了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包道平等为筹备员正在筹备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旋即在该会推荐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
此去六七年，重逢之时，两人均已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两人同时出席了中共“五大”，父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两人又同时出席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父亲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父亲除了仍负责团中央工作外，逐渐转向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自此踏上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１９２７年９月，毛泽东开始组织、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种种不可行性造成队伍受挫。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冒险夺取长沙的计划，并致信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得到认同。为此，激怒了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指责“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持同一认识，决定特派父亲“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和查明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父亲到湖南后，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了解情况，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今后工作计划，改组了省委，果断地停止了９月１９日长沙暴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