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赞赏父亲的远见卓识。他不无风趣地认同：“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吃黄油面包，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3．毛泽东黯然扶柩(4)
１９５０年５月底，父亲从苏联返回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泽东同中央商议，同意父亲每天工作４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父亲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５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８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８小时以上。过度劳累使他猝然倒下，永远倒下了。
毛泽东十分悲痛。父亲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即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９时，毛泽东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4．周恩来掩面嚎啕(1)
我这一生见过周恩来无数次，并有幸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时与他和父亲同住在一孔窑洞里。我曾为他们消灭蚊子、烧死臭虫；我生病发烧，他亲自为我用冷手巾敷头降温。我熟悉他温文尔雅的亲切的微笑，习惯他叱咤风云又镇定自若的伟岸气魄……但是，在我２０岁那年的１０月２７日，我却亲眼目睹了他震撼山岳的情感爆发——掩面嚎啕，当着我们这些晚辈！
那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妈妈和我们都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悲痛思绪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和母亲亲切地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坐在沙发上，就像二十几年后身患癌症时他斜靠沙发背，左手放在扶手上人们熟悉的姿势一样。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男子汉的大哭，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人们敬爱的周总理！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与父亲，作为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中年的奋斗，在为了实现共同理想的拼搏中，他们几十年间生死之交的那份战友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寻觅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他俩曾像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自上海启碇。２２岁的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１５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登轮奔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次年春，１７岁的父亲也是从上海启程，乘日本邮轮，奔向东方，奔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三四年后，国内大革命的风云召唤着他们，他们归来了，满载着奋斗的豪情归来了。尽管所去的国度不同，却求得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１９２４年８月，父亲从莫斯科归来，在上海大学教俄文，并积极筹备共青团“三大”，开始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９月周恩来归国，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８月７日，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父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于次年３月１５日调至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因在起义前线，未得到会，但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他们两人在指点江山的生涯中并肩破浪。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了，对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为此，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承担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使命。３月５日，父亲偕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
4．周恩来掩面嚎啕(2)
１９３９年８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疾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治伤。９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两人在异国重逢了。周恩来一见父亲，便大步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而父亲，首先注意的是周恩来屈伸困难的右臂。
“很痛吗?芽”父亲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父亲叮咛周恩来安心养伤，可是永远闲不住的周恩来怎能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呢？除了必要的治疗，他马上开始了工作。病床上还和父亲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的困难：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请求帮助解决，或者将较优秀的学员派往苏联办训练班。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１２月下旬周恩来出院。这一时期，他与父亲分工合作，他负责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父亲一边与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作回国准备。
工作空闲，是两个战友，两个家庭及与其他旅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相聚的绝好机会。至今我家还珍藏着三张那个时期他们的合影。
有一张是我最喜爱的，并常常翻出来细看。那是一张呼之欲出的父母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四人合影。父亲与周恩来分立两侧，母亲与邓颖超并肩站在中间。邓颖超微侧身躯右手亲切地搭在个子稍矮的母亲肩臂，四张含笑的面庞留下了永远的一瞬。特别是周恩来，虽着深色的西装，却难以遮挡他的精明干练的朝气；恰成比较，一袭浅色西装的潇洒同样无法改变父亲的谦虚与稳重。
父亲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因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恐出意外，他们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父亲个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因为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身份，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父亲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机要材料，都由周恩来带在身边的小皮箱内。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父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一行９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此后，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奔波于统战前线；父亲则一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过起了延安党中央这个“大家”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父亲和周恩来才又相处在一起。
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当时，中央书记处５人分两地，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和父亲三人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
还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从这年１１月，父亲血压高病越来越重，断断续续，直到开国大典因血压高与糖尿病的纠缠，父亲未能登上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