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强硬路线，因为它生效了：“林格这下害怕了，再这样严审几天，他肯定会如实交待。
只有京舍身边的间谍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位党卫军军官压根不相信他的狱友，所以后者几乎没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从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审讯期间，跟先前一样，情报机构军官们最感兴趣的是希特勒自杀的详细情形及有关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及生活方式的具体信息。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政治牺牲品、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及系统屠杀犹太人等内容不太重视。他们也不追查德国军备工业的情况，无论对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武装，还是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都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却将审讯记录及间谍报告中有关下列内容的报告做了标记，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国际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这位独裁者指示他的亲信销毁他的遗体”等。
这些审讯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开枪自杀的说法。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决定于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发现场查看。同时，负责“神话行动”的军官们计划对斯梅尔希发现的尸体重新解剖。为了能更好地核实在莫斯科取得的证词，也将关在布提尔卡监狱里的关押人员带去了柏林。
1946年5月，“神话行动”的参与人员来到了前帝国首都。在将犯人关进内务委员会的里希滕贝格监狱，继续进行审讯的同时，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检查了总理府的地下掩体及花园。委员会成员除了克劳森还有民警部门的N·F·奥西波夫上校和法医皮热特尔·S·谢苗诺夫斯基。后两位负责先对希特勒“失踪”的情况进行刑侦调查，刑警和法医对总理府掩体里那位独裁者工作室及通往花园的楼梯出口残存的血迹进行了仔细分析。
出版人后记(4)
他们的分析一目了然：沙发上的大量血迹可以推断，受伤时流了很多血，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受伤的那一刻当事人肯定坐在沙发右角的扶手旁边（……）血迹在沙发上的这种分布及其外表特征证明了受伤部分在头部，而不是在胸部或腹部（……）。头部伤口是枪击而非重器击打头部造成的。证据之一是沙发靠背、沙发上方和沙发靠背的架子上没有血溅痕迹。头部受伤后伤者失去了知觉，头歪向沙发的右扶手，一动不动地坐了一段时间。
1946年5月30号对总理府花园的重新挖掘证实了这一鉴定结果。法医在斯梅尔希成员一年前挖出希特勒和爱娃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两块男性头颅的残片：部分右顶骨和左顶骨。右顶骨有缺损，谢苗诺夫斯基法医认为，这是典型的子弹穿出口。另外他断言：子弹是从下往上，从右向左、向后穿出的。正如林格和京舍的供述所证明的，希特勒是自已开枪自杀的。
但是，为了最终证实同时服用了氰化钾的说法，需要重新解剖尸体。可斯梅尔希拒绝了。尽管做了很多努力，“神话行动”特别委员会未能让军方反谍机构交出已解剖过一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尸体。因此这些内务委员会军官不想最终确定调查结果。他们也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再次调查的结果。所以留下了许多猜想，但后来多次谣传的“仅系服毒自尽”或“仁慈的一枪”（林格和京舍的用词）是对公众的故意误导。
根据政治需要，苏联提出了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新说法。在1945年后的头几年中甚至声称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走了，隐匿在原来的盟友那里。卢·贝希门斯基，这一服毒和仁慈的一枪致死说法的权威人物分别于1968年和1982年出版了引起轰动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书籍。1995年他对这些“故意的谎言”进行了道歉。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现在他在“忏悔”，不过他推脱了责任：“在苏联，查阅档案需要接受政治上的审查，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向他口授过文章。
不过，英、美及联邦德国的严肃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听信贝希门斯基。为斯大林编写的《希特勒档案》也采用了1946年的调查结果。编辑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在供斯大林使用的档案中撒谎呢？
2．提供给斯大林的信息。《希特勒档案》的产生
在“神话行动”于1946年夏天暂告一段落之后，到1948年3月，这一行动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在那个月里得到消息，说德国军官格尔哈德·博尔特出版了一本题为《总理府最后的日子》的书，描写了希特勒政府的最后十天。科布洛夫要求克劳森中校，对“神话行动”的材料进行最终的系统整理，交给KI。（KI这一简称代表一个从1947年起就负责协调苏联情报工作的情报委员会。）同时，这位副局长指出，“将鲍尔、林格和京舍关到一间狱室里，建议他们写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最后几天的详细材料”很有意义。
《希特勒档案》的主意就此诞生了，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还不敢肯定，这一提议能否得到苏共政治局、这种项目的惟一拍板机构的欢迎。因此，他们在1948年4月27号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气球”。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谢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斯尼森斯基和布加宁，即苏联核心领导集团，收到了一份由京舍撰写、经过了加工的关于阿登攻击战和德国试图同当时的西方盟军单独和谈的材料。那位苏联独裁者看来是饶有兴趣地读完了这份材料，因为他没有将它放进党的档案室，而是搁在了克里姆林宫他私人的文件柜里。
不久就决定将鲍尔从“写作项目”里剔出来，由京舍和林格来创作本书。正如鲍尔1956年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首次证实的，有关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死他能说或愿意说的很少，况且他所掌握的东西也不足以全面地介绍希特勒的政治生活。
为了《希特勒档案》的工作，人们先把京舍和林格转到布提尔卡俘虏医院的一个特别部门。1948年8月，出于保密的原因又将他们弄到“军事反谍机构第五号特殊工程”——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别墅，要他们在那里继续“写作”。在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特殊工程里，这两位党卫军军官不得不整月地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交待：首先是希特勒最后几天的情况，然后又不断问及他的私生活，最后还有他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审讯者从1945年一直回溯到林格进入元首护卫小分队的那一年。然后又补充了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尽管无论是林格还是京舍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认为能满足斯大林的期望的这部内容翔实的希特勒传记终于出炉了。
负责编辑的是前内务委员会、现军事反谍机构的军官弗约多尔·帕尔帕洛夫中校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少校，他们监督工作进度，提出指导性问题，补充解释或背景资料。如前所述，他们主持了1945年和1946年间的审讯工作，德语讲得很出色，并将犯人的所有口供译成了俄语。最后他们对文章进行了润色和统一，使得全书可读性强。
这些情报官员还特别得到了林格的合作。林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并非特别合作，苏联的有关记录却是两样：“工作过程中林格表现积极坦率。几经核实，发现林格希望缩小他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的责任，争取得到释放。林格将他的记录当作‘他的救星’。
出版人后记(5)
相反，京舍显得难接近：“京舍在工作时表现特别不好。他回避事实真相，并试图影响林格，也不怕威胁。”难怪帕尔帕洛夫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在审讯结束时说，京舍是“彻头彻尾的希特勒主义者，也是民主和苏联潜在的敌人。”
内务委员会/军方反谍机构编写希特勒传记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多，这也是因为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在介绍一些特定问题——如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在1939至1941年间的合作——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的党卫军军官们也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后审讯者改变了方案。
一开始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打算使用“云中楼阁”的书名全面介绍德国的政治和战争。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词是对希特勒政权的野心一个典型的比喻，俄语里的“云中楼阁”和德语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书名也是因为那位德国大独裁者的豪华别墅，反正山庄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具有宫殿的规模，新总理府就更不必说了。最后这个标题显得有些诗意；里面恰恰没有概括介绍德国的政治，而成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文章。
实际上它相当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从1933年至1945年的传记，文体上类似一部案卷，从外形看它是一份档案，装订后就是一本书。斯大林于1949年12月29号从他的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那里得到这本《希特勒档案》。交给他的有关希特勒生活的这部长达413页的报告是惟一的样书，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