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哈尼斯在帝国大楼附近来回奔波时，一路上发现越来越多的窗户外挂起了白旗，有时候整条大街上都挂满白旗，分外醒目。党卫军的死亡小分队不断加紧巡逻，随时射杀任何一个胆敢公开投降的人。一旦发现屋外有白旗，他们立刻冲进去抓捕犯人。纳粹的“移动军事法庭”在柏林城内大肆搜捕放弃抵抗的军人，并有权立即处死这些人。平民都要求出示身份证，士兵则要有兵员证。任何不在前线的男人都会被拎出来审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就直接吊死或枪毙。
但即便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段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人们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无论前进后退都一样。相反，党卫队的骄横跋扈却激起了陆军士兵们越来越大的不满。国防军将领们经常能看见手下官兵被党卫队的爪牙吓得瑟瑟发抖，许多军官出面干涉，并警告党卫队远离自己的辖区。许多年老的国民突击队队员甚至因此投降了苏军，他们宁可落在敌人手里以求得一线生机，也不愿成为党卫队的活靶子。
这天，希特勒还是像以往那样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他会突然冲进办公室，告诉手下人温克正带领第12军前来救援，或者是伯西的第9军正在同第12军会合，准备给苏联人重重一击。为了了解军事行动的具体细节以指挥作战，希特勒随身携带着一份行军地图。随着翻阅次数的增多，那份地图变得愈加残破不堪、支离破碎。每每沮丧之际，他就握紧冰凉的手掌如丧家犬一般扑在桌子上捶击、哀号，气急败坏地质问温克为何如此磨磨蹭蹭。他一遍遍诅咒着施坦因纳，抑或是破口大骂身边的叛徒，没完没了。
而在走廊另一头的希特勒书房里，戈培尔也专心模仿着主子的表演。他像希特勒一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嘴里不停痛斥元首身边人的背叛和不忠。他嘲笑戈林的软弱无能，指责他危难关头逃离柏林，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嘲讽德军将领的指挥无方，斥责士兵们为懦夫，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德国民众配不上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和希特勒一样，戈培尔也想知道温克为何迟迟不到，他也会从之前的冷静理智转变为歇斯底里般的狂怒。随着末日的一天天临近，整个地堡就像科勒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个疯人院。有时候，地堡下层会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但随着会议室大门的打开，这种平静立刻被激烈的谩骂和互相指责所打破。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叫骂声也随之停止，地堡中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
最后的背叛(3)
至于地堡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末日的临近，德军溃败的速度或许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快些。地堡卫兵们将贮藏室里的美酒洗劫一空，喝醉了就躺在餐厅的橡木桌上呼呼大睡，试图用酒精来摆脱现实的痛苦。当轮到执勤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出柏林。在地堡里，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自杀方法，有些人还从斯达姆普菲格医生那儿弄到了装有氰酸溶液的小玻璃瓶。
当天下午，魏德林又给希特勒传来一个坏消息，他的士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部队已没有任何坦克或其他重武器，无力再战。他敦促希特勒迅速撤出地堡，向西穿过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下的哈韦尔桥，逃出柏林。他的部队会为希特勒进行掩护，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一个口子，向西与温克会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紧接着魏德林的坏消息，突然又传来一个令希特勒为之一振的讯息。由于获悉格雷姆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其部下已派出12架飞机赶赴柏林迎接主帅，其中有11架在中途被击落，仅有一架顺利降落在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这位幸存的飞行员曾经护送斯佩尔往返柏林，现在，他的阿拉道96战机正停在跑道上，准备护送格雷姆返回石荷州的空军总部。希特勒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冲到病房里告知他的新任空军元帅，格雷姆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养伤，瑞奇依然陪伴在他身边。
希特勒要求格雷姆立即飞往他的指挥中心，并集结所有空军力量对渗透入柏林中心地区的苏军坦克实施轰炸。瑞奇表示反对，她希望能和丈夫一起陪伴在希特勒身边。但此时此刻，希特勒已经不容许任何人违抗命令，他指示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陪同格雷姆夫妇前往勃兰登堡门。不过，由于白天苏军的炮火极为猛烈，为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等到黄昏时分再出发。格雷姆夫妇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就在地堡中传开了，许多人自知脱身无望，纷纷开始写信，请求瑞奇转达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那天下午，希特勒还听闻了一则外电报道，声称希姆莱已经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与盟军进行接触。希特勒自然大光其火，但生气之余他还有些怀疑。不管希姆莱曾经犯了多少过错，希特勒始终把他看作自己最忠诚的部下，称其为“忠心耿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也曾发誓：“我的一切都是希特勒赐予的，我怎么能背叛他呢？”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眼看末日即将来临，希姆莱开始慢慢显露他的庐山真面目。和其他纳粹官员一样，希姆莱绝不情愿沦为希特勒的陪葬品。一连几周，他都在同勃纳多特伯爵秘密会谈，不断做出妥协让步。他把一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送到瑞士，并释放了所有的瑞典俘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博得盟军的好感，以便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为自己积攒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天下午，希姆莱接到从地堡打来的电话。希特勒质问他外电中的内容是否属实，他是否已经同瑞典红十字会的代表有过接触。希姆莱当然矢口否认，于是很快，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那天，阿克斯曼一直在找我，我之前并不知道原因。后来，当我来到党总部地下室，发现阿克斯曼、格特鲁德医生、格雷姆、洛特都在那儿，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副官。大家都冲着我微笑，格特鲁德医生的一位助手还拿着一部小相机，冲我和洛特挤了挤眼睛，称呼我们为年轻的坦克摧毁者。阿克斯曼宣布我们两人都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将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洛特将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我们还将荣获一个坦克条纹，以示对摧毁坦克的表彰。此外，我还得到了一枚银质战伤徽章。
格特鲁德医生首先为洛特授勋，用一根细带子将勋章系在她的护士服上。接着就轮到我了，由阿克斯曼亲自颁发。他走上前来，先说了一番赞美之词，继而正式为我授勋。不过，由于他的假肢不便，最后还是由格特鲁德医生代为效劳，她将那枚铁十字勋章别在我胸前，并取下原来的黑色战伤徽章，代之以崭新的银质徽章。阿克斯曼为我颁发了由他本人和希特勒签名的证书，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趁机为我们拍照留念。
那天晚些时候，阿克斯曼在等候室里为我引见了一位纳粹人物艾利赫（Erich Barenfanger）。他是希特勒麾下最年轻的将军，当时年仅27岁，依靠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成为德国陆军的传奇，曾荣获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位将军个性十足，不仅在战场上骁勇善战，而且除了希特勒外，谁的命令他都不服，这也令他声名远扬，希特勒破例将其从陆军中校直接晋升为少将。阿克斯曼和他是一对相识已久的好友，曾为其担任过婚礼伴郎。艾利赫形容我是“无所畏惧的战士”。
我并非“无所畏惧”，任何扬言自己什么都不怕的人都是在说谎。我只是能将内心的恐惧压制到某种程度，尽量不让其凸显出来。每天的生活中都充斥着各种痛苦、危险、可怕的场景，每次听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就会不禁回想起这些场面，心里感到深深的苦闷和煎熬。但和其他优秀的士兵一样，我还没到心理崩溃的地步。我还在咬牙坚持着，尽可能摒弃那些恐惧的念头，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这实在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直到战后，我才知道希特勒曾对阿克斯曼说过，最优秀的德国人都已经死在了战场上，其他所有活着的人都是贪生怕死的废物，根本不值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魔鬼亲手缔造了一个人间地狱，对于每天在这种恐怖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实在是最大的侮辱。
最后的背叛(4)
海因茨·劳伦兹（Heinz Lorenz）是希特勒得力的新闻官和通讯主管。当晚7点左右，他正在主持位于纳粹宣传部中的对外广播。突然，他从路透社的旧金山分社中监听到一则BBC广播，声称在过去的几周中，希姆莱已经同代表西方盟军的勃纳多特伯爵展开多次谈判。路透社还大爆猛料，宣称希姆莱已经同意德国无条件投降。劳伦兹听到这一消息，大感震惊，急忙赶赴地堡报告。希特勒听闻之后自然怒不可遏，开始痛斥希姆莱的种种罪状，他痛骂希姆莱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谴责他与勃纳多特的秘密谈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
等情绪稍稍平静之后，希特勒把鲍曼和戈培尔叫进了自己的书房。在接下去的半个小时中，没有人知道这3个人在那间屋子里说了些什么，但希姆莱的背叛似乎让希特勒开窍许多，他开始意识到这是党卫队精心策划的大阴谋。施坦因纳之所以不进行反击，并非由于部队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而是因为希姆莱下令不许这么做。费格莱因企图逃离柏林，并非出于一个酒醉懦夫的行为，而是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