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报社写体育的人手不够，罗宏涛前去帮忙。北青报开了一个栏目叫“托扎论英雄”——当时扎啤算时髦的东西，能托着一杯扎啤谈论奥运会，算是有“范儿”，王俊和罗宏涛是该栏目的主要撰稿人。“9·23”之夜，《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也是兵分八路各守一方，罗宏涛的位置是在方庄，那是北京代表性的居民区，也算当时北京现代化的标志。罗宏涛的任务是在申奥成功之后描述小区欢庆的情景，如果失败了，那也看见什么写什么。
那天晚上，《中国体育》记者刘玲玲是和男朋友在新华社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电视。此前刘玲玲参加北京申奥英语演讲大赛，获得“社会组”第3名。“我报名参加社会组，是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后来才知道英语专业的人应该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可我觉得社会组比英语专业的还厉害，我要到专业组没准能拿第1。”刘玲玲当时参加比赛是“因为上班太无聊，就参加演讲比赛打发时间”。她那演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梦想，一个在未来10年里能激励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那篇演讲里还用了肯尼迪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9·23”失利的结果让她很受打击，“我觉得天塌下来了，怎么可能呢？！我们举办了那么好的亚运会，怎么不把奥运会给我们呢？”
刘玲玲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1989年考到北京的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双学士班。她当时对时政新闻最感兴趣。1990年实习，参与亚运会的语言服务。亚运会的新闻部要为国外记者提供翻译，刘玲玲的任务是为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当翻译。那位日本记者不是跑体育的，完全是用社会新闻的眼光来写体育，比如伊朗妇女参加射击比赛就比谁拿金牌更值得报道。亚运会之后，刘玲玲在新华社体育部实习，1991年毕业后进入《中国体育》杂志，这是中国体育报社旗下一本英文杂志。“当时我们同事就告诉我，这杂志主要销往非洲，因为它很早就用铜版纸印刷，铜版纸糊窗户比较结实，非洲人都喜欢。”
1993年的时候，张斌、罗宏涛、刘玲玲都还没有采访过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而师旭平已经报道了两次奥运会。1988年，师旭平去汉城，“我觉得那个城市特别现代化，高楼大厦。仔细看那些大楼，下面都有奠基石，有1986年建的，有1987年建的，也就几年的光景，汉城就一下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奥运会准备工作很好，这等于是给亚洲人增光。1992年我去巴塞罗那，那里古老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也挺让我吃惊的。韩国和咱们比较相似，把体育当作给自己增光的东西。西班牙人并不觉得要用奥运会为自己增光，虽然他们在欧洲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但他们没把那么重的寄托放在体育上。巴塞罗那为了办奥运会，有了一条新的地铁线，有新的记者村和奥运村，但周围还是比较破旧的房子。”
巴塞罗那的海滩给大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他回国之后写了篇文章讲述海滩上的无上装女郎，讲“文化差异”。对待奥运会，同样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大师自问：“即使1993年奥运申办成功了，我们的现代化就提前到来了？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就算挣个几亿几十亿，对中国的现代化又有多大的意义?”
北京只听懂一个词，那是自己的名字(1)
张斌在公主坟采访完成之后，立刻赶回台里编片子。时间已经从9月23日到了9月24日。凌晨1点45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自发聚集了500人左右，以收音机为中心，人们一堆堆地围聚。
北京时间2点24分，萨马兰奇出现在蒙特卡洛会议中心，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收音机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广场上一溜儿架子鼓已经摆好，北京火车站旅客的眼睛紧盯着大屏幕电视。国家体委路口站岗的警察全跑到体委办公楼里，北京大学体育中心电视记者点亮大灯扛起摄像机，北大学生不耐烦地高喊：关掉灯！
2点26分，《奥林匹克颂》终于奏完。2点28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最后一秒，人们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
北大，连片刻的愣神都没有，大学生跳上桌子，欢呼拥抱。天安门一个小伙子最先挥手蹦了起来，镁光灯对着他乱闪，快门声响成一片。外语学院的学生和老外一起狂喊。天安门前的喷水池射出美丽的水柱，长安街上有鞭炮炸响。人民大学，几束纸火炬飞出窗外；中国青年报社，编辑们张罗着抬进一箱子啤酒。而国际会议中心的直播主会场，香槟已经打开，晚会主持人孙正平高兴地拿起了话筒。
无从解释，人们为什么没有听清萨马兰奇的英语发言，而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紧盯着电视屏幕的人看见萨马兰奇拿出一个小信封。有人高喊冷静，听下去。接下来的信息让人目瞪口呆：悉尼。
天安门前的喷泉水柱停止，广场上刚要唱响的国歌咽了下去，国家体委大楼里，警察刚才还在一起鼓掌，转瞬间咧嘴道：“萨马兰奇跟咱们逗着玩呢？”几秒钟就能激起的狂喜，几个小时才能缓过神来的失望。3点钟，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来到天安门，他是在第一瞬间为北京而欢呼的，直接开车到广场准备加入狂欢的海洋，但到了广场才发现气氛不对。他万般无奈地说：那我回家睡觉去了。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说：这里没有愤怒，北京人的伤心是真诚的。5点10分，天安门西侧南长安街路口的煎饼摊，红豆粥翻滚着，女摊主失望地说：“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吃煎饼……”筒子河边，溜早的老大爷已经哼唱起西皮流水。6点整，坚持留在广场的外语学院学生要看升旗。早班地铁的车门上，一家广告公司贴出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93年5月开播的《东方时空》，到9月23日播出还没有满半年。11年后，白岩松回忆那个晚上：“我没法不记得，‘9·23’我做了一夜的节目，串联词是我写的，两个版本，胜利了一个版本，失利是另一个版本。在萨马兰奇宣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以为是北京，我相信那不是英语听力的问题，而是太紧张，一听到北京这个词就释放了。我穿着西装马上要进演播室，结果被同事们的啤酒洒了一身，大家都说没关系没关系，带着啤酒沫上节目。结果那天的节目是穿着衬衫主持的。现在我们都有好几套西装放在台里，那时候就一套西装。知道最后结果是失败了，还怎么带着啤酒沫主持，只能脱。申办结果是两点半宣布的，我们的节目是早上7点15分播出，所以一直忙乎。4点多编好片子进演播室，录节目，片子审过了，7点15分，我们就在办公室里集体看节目，看了几分钟就冲出办公室嚎啕大哭。之前脑子里完全没去想节目的内容，只想着技术上怎么处理，等于知道结果后憋了几小时不让你释放情感，看电视就被自己的节目感染了，这时候，个人的角色回来了——我们输了，节目组好几个人都哭了，就在中央台二楼平台上，然后大家照了一张合影。那个早上，我觉得太阳特别刺眼，大概是哭了半天熬了一夜，看着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有一种恍惚感。”
白岩松用他的“白氏风格”总结：“我认为‘9·23’的失利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必须感谢失利。以前我们总渴望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融入世界，女排一赢了我们就上升到振兴中华的理念上，这就是因为极度自卑。1993年的失利让我们发现，全世界投票咱们也有可能输，大家投票，人家悉尼把你赢了，丢面子了，最大的挫折不过如此。接下来的打击就可以承受了，这就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时候，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锻炼了你的内心承受力。1994年参加‘入世’谈判报道，我们去了两次日内瓦，第一次没谈成，第二次又没谈成，我们就平静多了，对媒介来说这也是成熟了。”
在马国力的文章中，他这样说：“1993年刻在我脑海里的、最深的印记是无奈和悲哀，都因为9月23日这一天。
“我太希望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了，这种希望包含着许多东西，有从国家大前途的考虑，有电视台发展的希冀，也有个人的抱负。我始终认为，奥运会最大的两个得利者，一个是举办城市，再一个就是电视台。
北京只听懂一个词，那是自己的名字(2)
“1993年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4点30分，我回到暂时租用的梅地亚宾馆，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从美国CNN、日本NHK播出的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9·23特别节目’的镜头，真希望那上面露出的是一张笑脸，然而传出的还是我那貌似镇定的语音。
“我从冰箱里拿出了3罐啤酒，依次喝了进去，不知道嘴里边是什么味道。又摸出了3支烟，还是依次吸了进去，依然没有感觉。躺下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是萨马兰奇在宣布：悉尼。”
有人说，失利之后，中央台有1分钟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也告诉马国力，他重新出现在镜头前时，很长时间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