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距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无极县。我第一次出北京的旅程就是回老家。
提起河北省无极县，许多在我这个岁数的人大概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那部电视专题片《无极之路》，记得那里边的县委书记刘日。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从节目中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式的“七品”官。节目播出不久，虽然他没有回家种红薯，却也不再是无极县的父母官了，或许是那名害了他，不过无极县的不少百姓还在念叨他在时的一些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回过3次老家，第1次是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印象。第3次是1995年，回来以后再去卡拉OK的时候，我只点一首《弯弯的月亮》。并不是觉得自己唱得好，我只是被里边的一句歌词感动：只为那儿时的村庄，还唱着往日的歌谣。我的故乡和我第2次回去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最大的改变是土坯房变成了砖房，但整个住宅里的家产按照北京的标准，全加起来也卖不出200块钱。而我那些堂表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知足，那种神态我在第2次回老家时就深有体会了。
那是1967年。那时候城乡差距不像今天这么巨大，起码在我家是这样。父母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20多元，养活两个老人和3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奢侈品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家的情景应该属于中等水平，除了高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在普通民众中受到冲击不排除群众的嫉妒情绪)和独生子女家庭(如凤毛麟角)之外大都如此，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治安好之外，大概还因为没什么好偷的。
1967年春节前，父亲让我一个到北京“串联”的堂哥把我领回了老家。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得走30里地才能到达我的老家西宋村。那是第一次长途跋涉，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堂哥只比我大两岁，当然不能背着我走。当走到中途一个姨家还是舅舅家时，只记得累得说不出话，直到一碗挂面下肚才觉得活了过来。
大概由于这碗挂面，老家在我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吃。挂面是我的第一餐，比北京的黑得多，是村里人自己晒的，由于风沙的缘故，还有些牙碜。酱油在老家是奢侈品，大多数家庭没有那玩艺，但香油和鸡蛋是土产。我就任凭牙齿嘎吱嘎吱地响着，吞下了放了三个鸡蛋、一大滴香油的一碗挂面。
第二天在大伯家吃饺子，老家的人们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父母这两直系里边只有我们家进了城，因此是贵客，所以我的堂兄妹也跟着我打牙祭。但是他们与我吃的不一样。我吃的是白面包的肉馅的，他们吃的是棒子面包的白菜疙瘩馅的。第一口下去我差一点吐出来，虽然当时在北京吃肉也不多，但没尝过这种味道。一问才知道老家一年只杀两次猪，一次在八月十五，另一次在春节前。我回去的时候距离春节还有二十来天，春节的猪还在圈里养着，伯母从井里取出从八月十五就存放的肉来款待我。为什么从井里拿肉？农村里没有冰箱，中秋节杀的猪舍不得吃，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生猪肉。虽然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再吃的肉你说会是什么味道？但那时我已经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愿伤伯母的心，所以我抢着吃棒子面的，堂兄妹们还以为我懂事。
农村的这些人们，当我懂事以后知道他们其实是社会的最底层，在年复一年的劳作后只有春节的这几天是他们可以尽情娱乐的日子，所以虽然一切简单、贫困，却欢乐、温暖。他们的要求并不高，过年有头猪可杀足矣。他们知道自己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吗？恐怕只有在交公粮的时候才想起来，国家却不能只在收公粮的时候才想起他们。
那一个多月的生活为我的今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迹，1990年亚运会之前我对全部同事讲：中国人的收入不高，一台彩色电视机要一个中等家庭攒一年，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当时我脑子中浮现出的就是1967年时在老家的所见所闻。
做了10多年电视，走到哪里都免不了先看电视。1995年回老家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爸爸早就想带我这个已经有了点名气的儿子回故里炫耀一番。无耐我总腾不出时间，直到那年的国庆节。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欠了父亲许多，所以当他提出回老家看看时，我一口就答应了。谁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尽孝道。
从北京开车到无极才用了3个小时，但是我的感觉却像倒退了20年。坐在村子里的土炕上，端着盛满了白酒的花边粗碗，啃着刚出锅的玉米棒子，城里人听起来似乎很舒坦。但是看着桌子上北京人70年代初吃的带色儿的粉肠，看着糊着过期报纸的四壁，看着我的堂兄妹们知足的笑容，我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儿时感受到的那种浪漫。电视机倒是在每个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过最好的是14英寸彩电，有几家还是黑白的。只有住在县城里的大哥生活好，他有一台21英寸的彩电和一排大瓦房。
第一章：我自己(2)
在村里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机，想知道家里人可以看到多少节目。我发现这离北京3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只能收到中央台第1套节目，连河北省台的播出都是模模糊糊，更不要说我担任“道长”的体育频道了。但他们没有怨言，或许是根本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当年已经有了8套节目，或许他们本来就没觉得那些属于他们。
第二章：体育频道的诞生(1)
1995年1月1日中午12：00，我和两位体育部副主任冯一平，岑传理站在中央电视台3楼播出机房，和几位体育部的其他同事一起，看着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片头飞了出去，那感觉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儿子来到人世，只是又觉得这么个降生仪式显得过于冷清，只好叫来了自己可以指挥的记者，拍上一条新闻以壮行色。
体育频道的出世从我自己的方面来讲是实现了一个宿愿，给我自己走的路立下了一块碑，而它将既是一个成功的纪念，又是一种不可摆脱的未来。
1990年亚运会闭幕式结束之后，在中央电视台最后一集专题报道播出之后，我抱着放在3楼播出机房的个人物品回到了位于20楼的办公室。当我站在办公桌前的时候，突然觉得腿抖得坐不下来，心里一阵发慌，就好像胸膛里都空了，只剩下了一颗悬着的心脏。
半小时之后才缓了过来，走到不远处的新兴宾馆，那里是全体报道人员的夜宴。我拿起话筒想要讲几句话，可第一句就哽咽了。试了几次，总是说不出话，只好用一句“谢谢各位”结束了。回到座位上我捂住脸，痛快地哭了出来。我感觉到几只手放到了我的肩膀上。这是我进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之后第一次流泪。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我使用了当时自己所说的“框式播出模式”，将16天的第1套节目全部直播，这种过去没有过的做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使得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体育部副主任增强了信心。
于是在1991年的5月，我力主推出了当时最大的体育专栏节目《体育大世界》。于是有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报道方式；于是就有了开办体育频道的最初想法。
我是觉得当时的体育部人员可以做一些大事了。
从1989年2月上任那天，我对体育部的管理就是“目标管理”，这个目标就是节目。为了达到节目高质量这个目标，我充分运用了利益和权力这两个杠杆。热情当然是最需要的，但是在现今世界里，怎么样发挥这种热情？怎么样使这种热情持久？人都有一定的追求，有的人逐利，有的人为名，当然最好是名利双收。
在任体育部副主任之初，我在例会上告诉大家：“电视是一种集体的创作，我若要达到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带入现代社会的目标，需要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节目要靠大家来创造，而我的任务是创造环境。我会尽力为大家创造出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的环境。这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使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位置，这就是权力，有了一定的权力才可以做事；另一个是让大家下班后不去琢磨到哪个商店去买稍微便宜一些的肉和菜，这就是利益。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基础，热情可以在突击性的任务中照样发挥，但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持久发展，并不是只生存一两个月。”
所谓“创造环境”，我认为有这么几种环境：
一是心理环境。要使每一个人都觉得体育部是他能呆的最好地方，心情舒畅地做事。
二是生理环境。生活水平要比一般人高些，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大锅饭一定是要吃的，而且要吃得不错，吃得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他才会卖力气。
三是生存环境。每个人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正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有的人把自己看得过高，以至高不成，低不就，终身无所成就；也有的人将自己看得太低，并以此为借口不再努力，结果也是一事无成。作为部门领导就要使他们看清自己的能力和自己应处的位置，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