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与其日夏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巴顿的话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说越兴奋，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最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人炬’战役是英美首脑们的决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困难大小，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下令进攻北非。不管有没有军舰，我都要去打这场战役，哪怕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巴顿还走访了英国的某些“关键部门”，为“火炬”计划摇旗呐喊，其中与蒙巴顿勋爵的会谈规格最高，参加者大都是蒙巴顿周围的高级将领。会谈开始时争论非常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据理力争。到后来，讨论变成了巴顿的个人演讲，与会行都听得入了神。会谈结束后，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将军们看来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了。到8 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时，阻碍“火炬”计划的重重迷雾已经被驱散了，该计划的重要问题也基本得以落实。临行前，艾森豪威尔委托巴顿转交给马歇尔一封信，信中对巴顿那“近以疯狂的”工作态度给以高度评价，并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远征欧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巴顿：“我很熟悉他，他喜欢以新奇的发言语惊四座。很多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从来没有看透过那层他一直小心地用来掩盖自己而显得引人注目的外壳。他本质上是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领袖，一贯得到部属的爱戴。从早年起，他的壮志便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因此他个断地阅读军事史，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过去时代的伟大将领，他所表露的一切奇习怪癖都是他自己有意形成的。例如，他故意装出某种姿态，好像自己是军队中心肠最硬的人，但实际上他心肠柔软，尤其是关系到私人朋友的时候，这还可能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英美双方把“人炬”计划的登陆地点选定在北非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是有所考虑的。美国统帅部认为，这次行动至少有以下儿点意义：第一，可以把法属北非作为大规模参战的实验场。美国军队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缺乏实战经验，这是其致命弱点。北非法军的战斗力不强，而且他们中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德意识，如果把工作做好，或许不会遭到强烈抵抗。美军从这次行动中既可以获得预期的战果，又可以获得实战经验，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做好准备。第二，容易在军事上达成突然性、对利比亚的德意军队形成迂回之势，力而后在北非发动的攻势建立可靠的基地，并以此支援苏军。希特勒绝不会想到美英军队会在法属北非登陆，他估计美英军队的登陆点应在埃及或利比亚等地，因为其目的无非是支援处在危急之中的埃及。所以这次行动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当然，英国的反间谍机构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第三，争取驻北非的法军参加同盟国对法西斯的战争，以扩大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实力，并对法国国内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鉴于北非法军的反英情绪较强烈，他们仍奉贝当当局为合法政府，因此，这次盟军作战应打着美军的旗号，同时对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严守机密。
在登陆的具体地点问题上，英美双方产生了意见分歧。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否则的话，如果突尼斯被轴心国占领，就会使“火炬”计划受挫。而美方则坚持：除了在地中海沿岸登陆外，还应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美方的主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卡萨布兰卡是通往奥兰、阿尔及尔并直达突尼斯的铁路线的终点，这条铁路虽陈旧不堪，运输量有限，但一旦德军截断了直布罗陀海峡运输线，它将会成为盟军的又一生命线，既能保障战争补给，又能保留一条畅通的退路。第二，卡萨布兰卡登陆将会稳定摩洛哥部落民族的情绪，防止贝当政府利用他们反对盟军，也能阻止西班牙以此为借日参战。当然，美方人员也看到，大西洋汹涌的彼涛将会给登陆行动造成巨大困难。但他们相信：英勇的海军部队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
经过讨论，双方最后达成一致，决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由巴顿率领西线特遣部队（完全由美军组成）直接从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中线特遣部队是美国第二军，由劳埃德·弗雷登道尔少将指挥，进攻奥兰。东线特遣部队进攻阿尔及尔，主要由英军组成，由美军第34 师师长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这是为了赋予这次行动以美国特色。在攻占阿尔及尔之后，再将指挥权移交给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肯尼思·安德森将军。“火炬”计划定于1942 年11 月8 日正式执行。从这三条进攻路线来看，西线的形势最为险恶，而且唯有这支持遣部队全部由美国人组成，并全部由美国舰队护送，美国军万认为，其指挥权非巴顿莫属。得到这一任命，巴顿心中感到什分惬意，并颇有些自得，从1918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战争，他又可以重温他的英雄梦了。但就在此时.巴顿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差点使他失去了出征北非的机会。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负责这次护航任务的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对该行动怀有深深的疑虑。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一次海外远征，4 万多名官兵将由36 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船载运，在68 艘军舰的护航下，从弗吉尼亚出发，横跨德国潜艇出没的大西洋，在摩洛哥海岸登陆，因此，休伊特对这项任务感到畏难是不足为奇的。他不仅要对这次军事行动负责，还要考虑他的舰队和登陆部队的安全问题。而巴顿则一贯蔑视困难，并低估了海军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两个人的作风、秉性也相去甚远。巴顿不拘小节，粗暴无礼，动不动就想发人；而休伊特则温文尔雅，举止端庄，一副儒将风采。所以，巴顿与休伊特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以讨论两大军种合作开始，最后以激烈的争吵结束。巴顿一开始就对休伊特的绅士派头十分反感，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嫉妒和敌意。休伊特手下的参谋人员不断插话，喋喋不休地大讲远怔中的不利因素，更增添了他的怒气，他认为这简直是失败主义的说教。很快巴顿便失去了控制，心中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用各种尖刻恶毒的语言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通，弄得休伊特及其部下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其实，亨利·休伊特是一位资深而且很有作为的海军将领，出生于1887年，此时已经55 岁，他1906 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作战勇敢而荣获海军十字勋章。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海军将领继承了美国海军的传统作风，精通业务，作风严谨，而且平和谦让，办事公道，颇有长者之风。平心而论，他是组织和领导这支史无前例的舰队的最理想人选。这样一位深孚众望和为部下所爱戴的高级将领，竟当众遭到如此粗野的咒骂，简直是奇耻大辱。休伊特被彻底激怒了，他直接找到海军上将金，要求陆军撤换巴顿，否则就退出这次行动。金上将非常同情休伊特的遭遇，便向马歇尔将军作了汇报，正式要求把巴顿调离特遣部队。在他看来，似乎只有牺牲巴顿才能挽救“火炬”计划。
但马歇尔坚持要依靠巴顿，当然，他也离不开休伊特。于是他亲自出面对休伊特做解释工作，并告诉他如何对付巴顿的坏毛病。他说，应该把巴顿的脾气当作战争职业病来看待，并担保：巴顿的脾气不仅不会危害军事行动，反而“会有助于战役的胜利，无论如何，对‘火炬，战役来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经过这次冲突，巴顿与休伊特之间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产生了一种真挚的友谊。两人以诚相见，相互关照，工作中配合默契。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正是巴顿勇敢无畏，大刀阔斧的作风，配之以休伊特的精确判断和细心筹划，才使后来的远航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真是不打不相识。与海军协同行动的问题解决之后，巴顿回到了华盛顿军需大楼中的办公室，开始策划这次神秘的战役。为了便于深入思考问题，他用一层薄板把自己与其他工作人员隔开。时值初秋，天气仍很闷热，巴顿挥汗如雨地工作着，时而冥思苦想，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奋笔疾书，无论外间工作人员的讨论和争吵多么激烈，都不会影响他全神贯注地思考战术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他还要克服由于情报资料严重不足和上级意图时常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找到相应的对策和解决办法。
根据陆军部最后确立的方案，巴顿受领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及其附近的飞机场，同在奥兰的中线特遣部队配合，建立和保持卡萨布兰卡与奥兰之间的通讯联络，建立足以对西属摩洛哥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时夺取西属摩洛哥。”
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根据情报分析，在摩洛哥的法国部队有6—10 万人，而巴顿的兵力只有3 万余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为了顺利完成预定的作战目的，必须准确地选定恰当的登陆地点，据此，巴顿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对巴顿8 月初拟订的那个计划进行了全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