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的。越飞向孙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①
①《列宁选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宁致越飞的7封函电，索引中越飞的名字出现17次，45卷索引中出现9次。
在会谈结束时，越飞说他将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处温泉去疗养。实际上，双方都觉得要进一步谈判国民党同苏联合作的细节，在外国的一处温泉，比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特务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孙中山也派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以“疗养”为名，到日本热海去同越飞继续会谈，以便把许多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越飞同时也在寻求日本对苏联的承认。在孙中山方面，他也对他的一些日本老关系做工作，要他们赞成对苏联的承认。他过去曾经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亚细亚情绪）从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拉转来，走上帮助亚洲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他现在为使日本承认苏联而作的努力，同他这个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确要求得到保证，任何苏日之间的协定都不会不利于中国。
总的说来，同越飞的会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利益——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这是次要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蒋介石的国民党后来所说的那样的情况：越飞要把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强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则予以抵制，《孙文一越飞宣言》第一段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关于另外一种正好相反的说法，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当时曾由右派的宣传家们大肆鼓吹，他们把孙中山说成放弃了他自己的所有主张，俯首帖耳地接受苏联人的主意，认为他们的优秀智慧，毋容置疑。事实上，孙中山尖锐地批驳了越飞提出的某些观点、有力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革命的调子不是比越飞低而是比他高。当然，越飞受到他本国政府外交战略的约束，对这一战略的某些方面孙中山曾直接予以批评。
所有这些方面在最近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①中都得到了反映。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从北京派来的代表，并接受了他所转交的越飞于8月22日的信函。8月27日孙复信，由此开始了他们的通信往来。越飞给孙的信迄今未见，在这次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中，有两点是明白的，即：他要同苏联建立合作的决心以及他对自己的论点的坚持。还有一层含意也是清楚的——最了解中国现实的还是中国人。
①以上《孙文—越飞宣言》引文据《孙中山全集》第7卷（1923．1—1923．6），第51—52页。宣言中提到的“中东铁路”为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原为沙俄修筑（1897—1903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
这两封信中的第一封就是孙中山在1922年8月27日给越飞的复信。信的开头说，“您本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下面主要是谈论了越飞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孙的答复中推断的）。
一个问题是越飞想同当时由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孙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同意：
“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他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个双方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是对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态度。孙中山正在寻求同张结盟，反对由张的对手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国际的许多人中，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中，都认为吴佩孚要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从而能统一全国，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客观条件。从阶级分析来说，吴被说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掌握全国政权的阶级——的右翼，孙则代表其左翼。越飞显然也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原来的任务之一就是同吴、孙双方接触，促成双方合作。与此相对照，张作霖则被看成完全是落后的、封建的，并且肯定为苏联所厌恶，因为他盘踞在中苏边境一带，背后的支持者又是日本。（吴佩孚的外国支持者是英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他。）
孙中山强烈地坚持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吴佩孚没有一点进步的地方，应为革命所推翻；他同吴的对手张作霖结盟在当时形势下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他在给越飞的信中说：“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
在信的前边一段中谈到了外蒙古（后来曾写入《孙文—越飞宣言》第四点，见前）。孙表示希望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因为“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这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只提旧俄白军，以免刺激东京。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借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他写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压”。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关于张作霖，孙在这封信里谈得没有上封信那么多，因为张在同吴佩孚的较量中，开始同北京政府调情。虽然这样做并不成功，但使孙怀疑张作为盟友的用处——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孙文一越飞宣言》中孙建议苏联同张商谈铁路问题的原由也正在于此。
孙中山的结论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孙中山说，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他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国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动。他说：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十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