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牙这么一聊，很快我们就熟络了很多，也没了先前的那种拘束，柳阿姨也和我们聊的很开心。
柳叶见时机差不多了，往前探了探身子，略一思忖，从包里把珠子和行地令牌取了出来放在了茶几上。
老太太正聊在兴头上，突然见柳叶竟然把珠子和令牌取了出来，摆在明面上，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下意识的看了看我和大牙，有些愣了，不知道柳叶要干什么。
我和大牙见状，也都从自己的包里摸出一面行地令牌和一颗珠子，并排的摆在了茶几上。
老太太显然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看到三颗珠子和三面令牌并列的摆在一起，有点懵了，紧锁眉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问柳叶，是不是有什么事。
柳叶这才告诉她妈，我们就是因为这些珠子才认识的，成了朋友。而这些珠子和令牌之间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个在东奔西走，调查着这件事。现在事情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但是当务之急，一定要弄清楚她们家里的这颗珠子的具体来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大牙等柳叶说完了，又接口说道：“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些珠子原来应该属于一个人的，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才分散在了全国各地。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些珠子背后到底牵涉到了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们都被坏人给盯上了，差点连连命都没了，为的就是这些珠子。那些人做事心狠手辣，根本不讲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才突然跑过来，就是想问问您关于这颗珠子的事情。”
大牙加的这点儿料明显是起了作用，一听到我们因为这珠子差点送了命，柳阿姨显然有些害怕了，惊恐的看了我们一眼，赶紧问柳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连命都扯上了呢？
柳叶知道大牙这么说也是想渲染一下气氛，低头想了想，这才告诉她妈，她也说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在调查这些珠子时，好像被人跟踪了，然后遭到了偷袭。好在没有出什么大事，但是难保不会有下一次，有什么秘密也不用再隐瞒了，她也这么大了，也应该知道了。
我和大牙见状赶紧敲边鼓，在旁边递话，劝柳阿姨，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什么秘密都不是秘密了，再说也不能总瞒着柳叶，早晚也得让柳叶知道这些事情，总不能瞒她一辈子吧。
老太太一直沉默不语，脸上阴晴不定，好半天，才抬起头来看了看柳叶，又看一眼我和大牙，长叹了一口气，终于打算开口了。
第三卷 汗王宝藏 第二十四章 知青下乡
原来柳阿姨名字叫柳青莲。她的父母都是军人，打过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役，功勋显绩，建国之后，复员回到地方，也就回到了大连。政府给安置的工作自然都不错，加上他们都是老党员，所以在工厂里干的也是有声有色。
在那个年代，军属子女都很吃香，处处都有优待，所以自小到大，也没受过什么苦，生活环境也很优越。
老太太告诉我们，她在念高中马上快要毕业时，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也没有考大学。直接从学校的课堂出来就走上了街道，投身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加入了学校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成为了红卫兵队伍中的一员，天天为了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游街奔走。
在那个年代，人就跟疯了一样。她跟着一帮人揪这个，斗那个的，什么今天揪出来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明天又揪出来一小撮“站队站错了，不如牲口”的人；后天又有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的运动，可以说是网大眼小，进来容易，出去难，认准了谁有问题，这一网没网住你，你别急，等着，还有下一网……
没有两年，就乱了套了。政府机构也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甚至都用上了真枪实弹，县里的武装部都被红卫兵给占领了，事情的发展与最初的初衷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她爸妈看出苗头不对，坚决不让她再跟着红卫兵四处串联了。
真没想到这老太太竟然是高中文凭，那个年代的高中学历可不简单，那可是货真价实，不像现在的高中，基本上想念就能上，怪不得这老太太说起话来有板有眼。条理清晰。
这段历史我也曾听一些老人说起过，只是毕竟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听大人讲那些事，总觉的有些遥远。后来，我倒是在我二舅家里看到过当时的一些照片，是我二舅跟着红卫兵搞串联，去北京看望首长时拍的。照片上，满满的一火车厢的红卫兵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身背军挎，带着袖标，座位底下，桌子上，甚至连行李架上都是人，比现在的春运要可怕多了。
老太太说到这里的时候，很无奈的苦笑了一阵，然后告诉我们，后来到了文革后期，中央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刹车，就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于是乎，又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她作为“老三届”，军属子女，又受过良好的无产阶级高等文化教育，自然首当其冲，和着很多同龄人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出了山海关，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奔赴了大东北。
当时的东北到处都是荒地，她们被安排去了吉林省的一个小县城，怀德县，在一个很小的村子里住了下来，村子本来就不大，所以每家都住了好几个像她这样的“知青”，她们到了那里以后，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和老乡们一起开荒、种田，她们当时也是年青气盛，刚开始还觉的新鲜，不过用不了几天，就累的哭都找不着调了。
说到这里时，老太太似乎情绪受到了感染，有些伤感，大牙赶紧给续了杯水，然后小心的问道：“柳阿姨，您刚才说的怀德县是不是现在叫公主岭的那个地方啊？就在四平和长春当间，是吧？”
柳阿姨喝了口水，神色恢复了过来，点了点头，告诉我们。就是那里，后来才划归给公主岭市了，她们当年那阵还叫怀德县，插队的地方叫火炬公社，当时的集体户有15个人，9个女的，6个男的，刚开始时谁都不认识谁，不过天天在一起干活，时间久了，也就彼此熟悉了。
说到这，老太太自己忍不住乐了，对我们说，她刚到农村那阵子，地里的农活是一样也不会干，有一次生产队长让她们到谷地里去拔草，可是她也不知道什么是谷子，什么是草，把好端端的谷苗全给拔掉了，留下了一行草，把生产队长的鼻子差点都给气歪了，挨了一顿骂还不说，最后还被扣了工分。
我们听了也是忍不住的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真难为了那些知青了，每个时找都有着不同的困苦与无奈。
刚开始，她什么都不会干，样样都得现学，很不习惯农村的日子。后来在村子里住久了，也就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渐渐的也就适应了。她那时个子小，也没有劲儿，干不动多少活，所以工分挣的最少。
那阵子。都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因为公社当时分配各种粮食、财物都要用工分这个大分母去分，所以都把工分看成是命根子，她们每个人的工分都不一样的，都得靠自己的辛苦劳动去挣，一个工分一毛多钱，一年也剩不下一百块钱，根本就不够花的。
柳阿姨笑了笑，对我们说：“当时，在我们集体户里有个户友叫董喜，年龄比我要大一些，比我来的也早，小伙子长的很结实，平时总帮着我干些活，生活上也很照顾我，所以我和他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好。平时有什么事也总找他。”
大牙一听，转了转眼珠，偷偷的冲我挤了挤眼睛，正巧，这一幕被柳叶给看个正着，狠狠的用眼睛剜了我们俩一眼，也没有吱声，就问她妈接下来的事情。
柳阿姨说到这儿，也有些神伤，瞅那意思十有八九是让大牙给猜对了。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后来经济渐渐的好了一些，十年动乱也基本上结束了，渐渐的就开始允许知青回城了，但是也不是明目张胆的，也都是借着病退、顶职、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回城。她们当时在农村待了几好年了，恨不得立时就能离开这里，早点儿回城，天天盼，夜夜盼，但是盼了好久。也没有回去。
甚至有的人直接就死了心，干脆就在农村结了婚，落了户，不打算回城了，就准备永远的留在农村了。
到了78年的时候，董喜先回了城里，临走时，她们说好了，等到她也回城后，就去北京找他。送走了董喜之后，她更是天天都盼着能回城，但是却迟迟等不到通知。更想不到的是，就在董喜走后不久，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当时那个年代，这种事自然是见不得人的事，很丢脸。而且这事要是被发现，更没办法回城了，所以她也就谁也没告诉，自己硬撑着。
当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只能靠写信。她按着董喜给留下的地址，前前后后的写过了好几封信，可是结果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根本就没有回信，最后她也绝望了，也不再指望那个男人了。老天爷也好像故意和她过不去似的，等到她都快生孩子了，竟然还没有接到回城的通知，纸终究包不住火，最后她怀孕的事情还是让身边的人发现了。
很多人找她谈“工作”，让她说出这孩子是谁的，但她死也没说，当然这回城的事也就更没指望了，就此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