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我们怎样做下级，似乎没有别的答案。我不相信所有的下级都没有骨气，都肯俯首帖耳不辨是非，一味地唯唯诺诺的顺从，我不相信都是这样的下级，其中还有不会做下级的人。让下级不是以上级的附属关系存在，而是以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存在，那就要上级的权力不再是个人手中的私权.
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没有是非而只有利益。任何一个领导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想法。学问越大想法越多，想法越多你越要去琢磨。琢磨透了也不一定要说，去做就是了。
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要让领导去说。因为，说到底本事是领导给的，领导让你有你才能有，领导不让你有，你本事越大越倒霉。
西方商界有一条教育员工的名言：第一条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顾客有错误，请看第一条。将此套用到中国官场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条领导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领导有错误，请看第一条。
李瑞环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他又说：“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又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不懂又不听意见，但说了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需要你为他效力，替他干活时，总是笑容可掬地向你献殷勤，总用美妙动听的话语打动你脆弱的神经而使你愉快、兴奋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领导。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不需要你向他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你却需要他的经常性的帮助的时候，对你向他献出殷勤总是不屑一顾、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对你的才华表现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处处打压你，总是盛气凌人地向你指教一二的人。这个人也是你的领导。
领导什么时候都是领导，下级什么时候都是下级。领导同你随便是平易近人，你同领导随便就是目无长官。千万不要看到领导同你随便一下，就忘乎所以。
领导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
有些领导在气头上或是在兴头上，可以信口开河，慷慨陈词，同下级倾述心中的不悦，甚至发泄心中的愤怒，你就以为同你讲肺腑之言，可以敞开心扉，掏出心来交谈，那就的错特错了。一旦走漏风声，领导可以推得一干而净，最终倒霉的是自己。再说有的领导搞窝里斗，你捆我，我绑你，怎么争夺都可以，当下级的只能静静地看，千万不要乱搀和。你要挂边靠前，就要给你划线排队，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什么是“媚官”？就是对官员献媚、巴结、讨好。“媚官”者有两种人：一是无官想做官；二是小官想升迁。这种欲望太强烈的人，会产生心理扭曲。
现在很多时候被“媚官”搞乱了套。“媚官”总要唯上司（主要是顶头上司）的马首是瞻，这里没有独立人格；“媚官”也有难度，要力求做得隐蔽而自然，表面上是同志关系，实际是心腹关系。这需要进入上司喜怒哀乐的心理世界。
什么是“官媚”？就是官员献媚老百姓。这又是一种心理扭曲。“官媚”的真功夫在于“政绩”的作秀，他们利用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和出产收支的含混性，以各种行政手段让公众只看到公共支出带来的好处，只感到政绩带来的利益，而看不到为此增加的社会成本。“媚官”和“官媚”的精神内涵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围绕着“仕途”二字。它的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官念”的影响，将权力价值作为人生价值的核心，将追求仕途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二是现行体制的弊端，即官员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司手里，某些岗位没有任期的限制，一个人一经步入仕途，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在升迁中一直做官做到退休。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许多人患上了“媚官”症或者“官媚”症，也可以称为“仕途焦虑症”。
对领导来说，好象提倡“群众利益无小事”，但在下级眼睛里，领导利益才无小事。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果他是个官，他家里如果有个红白喜事，那就踏破门槛，喜事有吹牛打的，丧事有带孝的。如果他不是官了，立刻人走茶凉。中国社会对“世态炎凉”的感受特别深，这不是以平民百姓作参照的，是以官作参照的，失官则失媚。
官场拜干爹之风盛行，不管辈分和年龄，权大就是干爹，权小就是干儿。在权力场上，没有什么辈分，官大辈就大。媚官并非仅仅官场内部的那一部分人，还有骨子里的媚，血液里的媚，它的存在有损于我们民族的素质。
下级对上级要做到“三从四得”：领导出门要跟从，领导进屋要随从，领导指挥要服从；领导的酒要喝得，领导的气要受得，领导的话要记得，领导的秘密要守得。
下级对上级要尊重，可能你心中并不认为这个领导值得你尊重，但场面上，下级对上级的礼仪、面子还是要维护的，不能不懂规矩，这也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尤其是越是轻视的人，场面上还是要表示尊重。
跟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不了领导；跟群众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了不好领导。
领导不批评的下级，肯定是最倒霉的下级；领导为什么敢象骂自己孩子一样骂下级，那是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有时候领导对下级尊重，不一定是好事。
官场上就是这样，如果领导拿你当马前卒，当孙子一样，那是瞧得起你；如果领导拿你当爷，那你必定是真正的孙子。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看，驯服听话的蠢材都是被优先录用。蠢材多高官，高官必腐败也是一条官场定律。
要懂得维护领导尊严。维护领导尊严最直接最见效的办法就是装聋卖傻，以自己的弱智显示领导的高明。
聪明的领导就喜欢用那种有毛病的干部，他屁股不干净，小辫子捉在你手上，什么时候不听话都能提留他。谁喜欢干干净净的人，又不是找女人。何况他有毛病你还用他，他又何不感恩戴德，感激泣泠，更加卖命呢？
领导是权威，领导的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话，是金科玉律，是指示，是真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法制社会，提倡依法治国，依什么法？当然是依领导的说法。
汉、唐以来就有“使功不如使过”、“使智使勇、使愚使贪”的说道，这里还想用长弃短；清朝则智、勇、贪、愚、过都使，甚至使短。“不患贪而患不忠”，就变成了“不患短而患不忠”了。在忠顺的原则下，人才道消，奴才道长。
皇帝到底要求官员怎么样，其择官的标准是什么？简单的一个“忠”字就可以概括。只要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其他的是可以容忍、原谅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更加注重汉官的忠诚，因此清朝有一个奇怪的用人标准：可以使贪、使愚、使智、使勇，就是不能容忍不忠诚的行为。
使愚是历代王朝惯常的用人之道，愚蠢者听话，容易控制。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来用人，都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清末诸帝反其道而行之，以书生办军事，然后治罪。用其所短，陷人以罪成为排除异己的一种方式。
满族官员不论大小，在奏章中都自称奴才；汉族官员在奏章文字和召见中，则都称臣。其实臣与奴才同义，但是朝廷都奴才与臣仆的态度、信任是有区别的。
朝廷用人，不乏愚才。但是如果都用忠诚可靠的愚才，是办不成事的。用人还得用奴才，因为愚才们“奴”而不“才”，不能办事，尤其不能负责方面大任，不能任要任，办难办之事。只有“奴”而又“才”的人，又“奴”又“才”的人，才是理想的类型。“奴”而不“才”不理想，“才”而不“奴”也不行，因为“才”对皇权是十分危险的，在“奴才”缺乏的情况下，宁愿用“奴”而不“才”的愚才，也不会去用“才”而不“奴”的人才
皇帝专制制度，国事就是皇帝的家事，官员成了皇帝的管家，各级官府是皇帝殿堂的扩大和延伸，官员表达皇帝的意志。于是，千年万载、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意识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渗透着官本位主义。
领导的事情就是下属的事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对比过人们在共和与专制这两种政治制度下的不同表现：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的“注意力必须朝上，用讨好奉承来求得恩惠和大人物的宠爱。”这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事实：唯有当君主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一步一步地升官；而奴才的第一要务，就是绝对忠于领导，特别是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站错队。
新上任的领导找下级谈话就意味着权力的调整和分配，也决定着领导对下级的看法的好坏，说直了也是个利益的平衡与否。
上级与部下相处，最好有一种距离感，距离产生神秘，神秘才使部下不知深浅而产生权威感。作为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穿，轻易被别人把握住内心。领导必须坚守虚静，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如此才能窥视部下于明处，而部下则无从得知领导的意图，就无法钻空子。这种说法看起来不够光明正大，但在官场实践中却很管用。有人把这叫“权术”，实际上这是从政者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