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师父，一个每天提着个空鸟笼子四处溜达。成天价垂着头、哈着腰、佝偻着脊梁骨，天气再热也围着条毛线围脖儿的糟老头子。我们这些奉节俭持家的父母大人之命，不得而已，拜之为师的小孩子、小伙子们背地里给他取过一个外号，叫“越活越回去大侠”。这外号的源起是他老婆彭师母得的一种怪病，每当她发病的时候，整个人的意识就退回到记忆里去，而与现实的一切失去了联系。据说她这样倒退着活并非漫无边际，而是有条不紊地、好整以暇地从四十岁上往回一点一滴地过，只不过节奏有时快些，一年倒退好几年；有时慢些，好几年退不了几个月。不发病的时候过一天算一天，比什么人都实在。彭师父常在她不发病的时候和她口角，骂她：“越活越回去。”彭师母并不知道自己真地会发这种越活越回去的怪病，自然不以为忤，于是也经常反口骂彭师父：“你才越活越回去！”这，就是“越活越回去大侠”的典故。在全村百来个小辈的眼中，“越活越回去大侠”是个笑话，我猜想：除开长了一身孬皮懦骨的孙小六之外，没有谁尊他敬他如当面口中所喊的那一声“师父”。当然，恐怕也只有孙小六打心眼儿里认这笔师徒账。对于我们这些为了看病打折而拜师的徒弟们来说，彭师父要比彭师母还可笑一点。
可是，当红莲那样说的时候，我忽而有一种笑不出来的感觉——虽然彼时我并不知道岳子鹏是个什么东西。红莲的结论简单、明确、斩钉截铁：岳子鹏这个名字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十七年，可是彭师父在双和街菜市口过他那种近乎窝囊废的拳师生涯已经不只二十三十年。换言之，不能说是在十七年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使得岳子鹏改名换姓或者改头换面，而是早在二十甚至三十年前，岳子鹏这个人就已经在过一种两面的生活。直到十七年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使得以岳子鹏之名而行的那一面的生活中断了、消失了、不复为人所知所忆了。问题是，什么人才需要过一种两面的生活？又是什么事使其中之一面永远不能复见天日？
“不把岳子鹏——或者你彭师父——的底细搞清楚，‘岳子鹏知情者也’就会是太危险的一句话。”红莲的第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对谁危险？”
“对万得福、你老大哥、我们、还有你——当然，对你彭师父来说也一样。对任何人都危险。”这是红莲的第二个结论。
她的第三个结论似曾相识：“改天再陪你睡，嗯？”
24 记得当时年纪小
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如果还有人问我初尝禁果的滋味如何，我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解释，但是我一开始会这样说：“那滋味就好比你知道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之后就老想着用个什么方法撩拨着让人知道它一样。”一种近乎皮下痒的间歇骚动，一直以神秘、颤抖的方式刺激着你的中枢神经，却不让你辨识出它真正的位置的一种痒；鼓舞着你、怂恿着你、挑逗着你重温一个秘密——你太想再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它是不是真正值得的秘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事，我二十五岁，还可以在研究所混半年——这半年写不出论文来，非但得入伍当大头兵，连拖磨了四年的硕士学位也算泡汤完蛋。可是我真正关心且只愿意关心的事是红莲什么时候会再度出现。我想念她。
那是一种从来不曾从我体内浮涌而出、抵挡不住的情感——我开始想念一个人。也许我该说得更坦率一点：我想念她的身体。这种想念里绝对掺杂了一种关于遗忘的懊悔在内，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犹如忘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那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幻想着红莲再度匍匐近前，压伏在我身上的模样。然而很快地，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已经不能记得她的长相。一切似乎都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她的长发、她的皮肤、她的躯体的每一个看来新鲜又饱满的部位，那些影像不时地会溶化成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东西。有些时候，红莲的脸会变成小五的脸，有些时候又变成自助餐店送我辣椒小黄瓜的老板娘的脸、彭师母的脸、我研究所乃至大学同班同学的脸；还有一次是家母的脸，那一次吓得我猛地坐起来，拉伤了腹肌。
可以名之为一种惊恐的，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要直到红莲下回再突然出现为止，我都无法再想起她真正的模样儿了么？难道我的记忆力就是如此之薄弱，以致转眼便不再能看得清自己曾经那样亲近、那样狎昵的对象了么？难道我在和红莲拥抱、撕咬、纠缠、抚触的那每一个片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消失、隐遁，再也回不来了么？难道——最令我难受的是——难道我一定要这般牵挂着另一个人么？
整整一个礼拜过去，我只能做两件事：昏昏睡去之后不知何时醒来，醒后拎着个矿泉水的空瓶子到饮水机的龙头底下接水，再拎回房间里喝一半，剩下的一半像那天红莲所做的一样，从头顶往下浇淋，直到浑身湿滑冰冷。
最后不知道是缅甸还是越南发现了我。总之他们几个合力把我架到新庄省立医院里去吊了几瓶点滴。我还记得泰国认为我读书过于用功，以致神经耗弱，造成心因性的厌食——其实就是潜意识地想自杀，以逃避缴交论文的大限。医生告诉他：应该不会有这么复杂，我只不过是营养不良而已。马来西亚则偷偷对我说，他认为那医生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对我眨巴眨巴右眼，道：“你谈恋爱了，对不对？”我说放你妈的狗臭屁。
我在省立医院住了两天，打了十六瓶也许是糖水、也许是盐水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医生以非常严峻的语气告诉侨生们：不可以再让我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了，得把我送回家去，让家人照料调理一阵。
就像从酒馆里打完架回学校的那一次一样，我躺在马来西亚的怀里，坐在马来西亚右边的泰国一路上轻轻拍着我的腿，叫着我的名字，只不过这一回越南坐在右前座，开车的是缅甸而非红莲。他们不让我自己坐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怕我撑不住。我身体下面垫着条大褥子，活像个婴儿——载着这个婴儿般的我，他们开了一个小时的慢车才把我送回西藏路——我不知有多久没有回过的家。
没错，我的家，西藏路一百二十五巷临街第四栋四楼公寓的底楼，隔着一百二十五巷——这巷子可以会车错驶，比一般较窄小的街道还宽绰——对面就是莒光新城了。莒光新城不知道已经盖好多久，住户似乎都已迁入，窗光鳞次，透着白、透着黄，有人家怕热不怕冷，大冬天还开着吊扇，将室内的灯光闪得忽明忽灭，打赌那一家子日后都要得散光眼。我缓缓下车、踩踩稳，扫视一圈这个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逃脱的环境，竟然有一种想要掉泪的感觉。马来西亚很不识相地搂搂我的肩膀，说：“还是回家好，对不对？”他说的也许是他自己的心情，我应了他一句：对你妈个头。他笑了，很以为看穿我的心事是件值得会心得意的事。缅甸喊了声保重，然后，四只分别来自四个国家的手从四扇车窗里朝外伸着、摇着，不一会儿转出了巷口，我依稀还听得见他们全无半点忧愁烦恼的笑闹声。
我站在红砖道上，抬手摸一下透着白光的那扇窗户外的铁栅栏——里头灯影之下坐着的当然是家父。向前走五步，我又摸了一下透着黄光的那扇窗户外头的铁栅栏——家母也仍在房里，应该已经睡熟了。我忽然迟疑起来，打从每一根骨头的深处（甚至可以说是骨髓的深处），冒上来一股异常浓重、强烈的羞赧之情来。
是的。我居然如此如此地害起羞来了，像是做了一件绝对见不得人的、天大的坏事，且为世人所知，而我不得不面对。套句村子里最凶悍的徐老三当年的名言：“就好像正在卯管卯到爽歪歪的时候门窗大开，被一马路的人都把到了的那种糗蛋法儿。”徐老三教我们这种黑话的时候他还只是个高中生，还没混成个大军火贩子；我们也都还在念小学，根本不知道“卯管”就是手淫。“把”就是看、“糗蛋”就是尴尬到极点的意思。可是我们都跟着笑，觉得长大到徐老三那个样子刚好，刚好天不怕、地不怕了。
可是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刚有过平生第一次的肉体之欢，却丝毫没来由地、像个孩子一般地感到羞赧。仿佛咱们张家门儿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被我丢光了一样。我掏出钥匙，正要往锁孔里插，猛然间又像在公厕里撒完了尿那样抖擞两下又赶忙把它收回来，一串钥匙被我抓在口袋里“晃郎晃郎”响了不知有多久。等我再逛回一百二十五巷的窗边，发现连家父房里的日光灯也熄了。在那样前所未有的、令人羞赧不安的夜里，我忽地想到两个字：寂寞。也就在那一刻，四周无际无涯的静谧与幽暗之中传来轻轻的一声呼喊：“张哥！”
声音是从巷子对面莒光新城楼下的一个门廊深处传来的，正当我不知道该不该应声的刹那，那人又喊了声：“张哥，是我——小六。”
孙小六，十七岁的青年——比当年的徐老三还要大上一点——从门廊里忽一闪身，犹如一头拉拉山里出没的黑熊。也许是我的错觉，其实他并没有变得太高或太壮，也许他真的长大了许多，只是我在惊愕之余不免夸张了那一瞬间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