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致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的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operations。）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