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34]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又说：“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36]
在序文将要结束时，傅斯年透露了一个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这个“秘密”点破之后，董作宾与居住在李庄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等大小学者，才真正洞察体会到傅斯年自昆明龙头村居住时代起，经常与人辩论不休，且滔滔不绝，摆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阵势究为何故。特别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称赞的史语所那位人高马大的青年才俊，号称“第一勇士”的董同，也才有机会窥知在昆明龙头村那荒凉的庙宇殿舍里，傅氏强行与自己辩驳且多数大败而去，实只为“以破寂焉”而为大家添些快乐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注释
[1]《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北京。
[3]董玉京《无尽怀思无尽恩》，载《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4]《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陈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5、6]庄尚严《彦老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始》，载《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7、8、1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9]《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1年出版。
[10]《殷历谱》，上编，卷一，董作宾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J〕，1945年出版。
[12]董作宾《为书道全集评论卜辞时期之区分》，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刘一曼《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载《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15]《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转引吴兴文《吾受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6]《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唐兰著，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
[17]《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屈万里，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18]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李敖作品精选》，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23]《卜辞通纂》，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24]疑古玄同，即钱玄同，钱氏为表示自己对古代历史记载的怀疑态度和决心，自号“疑古玄同”。是当年促使蜗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周豫才以鲁迅笔名写出《狂人日记》成名作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也是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强力支持者与鼓吹者。后钱玄同与鲁迅交恶。有一次鲁迅由上海到北京，二人在某教授家中偶然碰面，钱玄同看到鲁迅放到桌子上的名片，带着和好的意思，主动问：“你还是两个字呵？”鲁迅对此不屑一顾地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说罢扬长而去，弄得钱大师张嘴瞪眼一时说不出话来。鲁迅不愧世间少有的讽刺大师，一语双关地讽刺了钱玄同疑古过头的“怪癖”。
[25、29]《董作宾全集》，乙编，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8]《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等五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31]《致董作宾》，载《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32]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出版。
[33、34]吴兴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出版。
[35]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董作宾全集》，甲编，第一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36、37]傅斯年《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一样，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未来的日子，李约瑟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40岁之前问世。[1]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2]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