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结束四年游击战后，还根据当时先遣队传达精神要求，闽东特委动员1600多人参军，经过一周后且动员了4000多人，挑选了1500名。经过军事训练后，于1938年开往前线，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解放初期，这些队伍不是牺牲在抗日战线上，还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线上，最后回乡的也只有12个老红军，迄今已全部不在人世了。
还有闽东游击战中，官岭很重要，如官岭的单岔处“官岭战斗”遗址，有闽东闻名的“高山小红军”故事。有曾志(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先辈领导的社洋分田分地运动。有“龟山之战”等遗址都很壮举的。
那么，“红军窑”算是甚为奇妙了，这个位于官岭村庄外200多米处，是一个自然的陈窑了，四周自然铸成的削壁，占地50平方米，深30米，下大上小，来回须绳子攀沿，人入景中，影随步移，原人大副委员长叶飞首长也到过这里，召集革命先辈们开过会，讨论过闽东革命发展情况。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古镇更为悠远的历史了。
官岭，今天穿行古巷道，脚步叩在满是雨痕的旧石板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身边闪过的是百年前古屋老宅，布满青苔的无人住房和年轮印记的空房，思绪萦绕于藤条之间，真的，好像在这里疲惫的灵魂才终于找到了皈依之所。世纪之交，年轮顺转，在生生不息的时光中，在深深宅院的残垣断壁中，凝结着这古村庄积淀了几百年历史的品格，坚守与开放兼容，传统与现代互动，对，今天，让我们随着文字的跳动，近距离的审视这些沧桑的古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轨迹，同时也触摸它的脉博，体味着那怦然心动的感觉。
尽管今天这个村子，确实不如往昔，尤其有些被荒废的古屋长满青苔，在阳光照耀下格外刺眼，许是一个巧合，许是一个错位，这曾经出过多少革命志士(九位安德县委书记中我们官岭就占了3位)的地方竟被荒废，这无疑是一个不合谐的音符，那守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业在现代文明环境中，突然被人叹为观止，生出许多格式的感憾，是福、是祸、是喜、是悲或者兼而有之。
当然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这个村子至今昭示着因诸多因素而失去往昔的景秀而怅然，灰飞烟灭，总之过去的都过去了，历史却留下了一份难以估价的遗产，这决不是让今人因遗产而困囿自己。仍有村民依然如故地住在黑檐乌瓦的老屋里，村子里除鸡犬之声外，也很难听到随着时代随着节拍各领风骚的流行歌曲，难道这里默守成规吗?。。。。。。当然，闽东志士从游击队到随叶飞去北上抗日，到全中国解放后，今天他们都已不在人世间了，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是意味着要继承他们遗志，在改革开放年代中，为国家建设做出一份贡献吧!
谢谢大家!
革命故事1、少年游击队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革命故事2、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革命故事3、草原英雄小姐妹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