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5
李先念的故事
1939年起，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豫鄂边区，孤悬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李先念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从一件小事中可见到他是如何走近群众的。
有一年冬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县白果树湾的一家老百姓却犯了难。这天寒风凛冽，村里的路面已被冻成“玻璃”，异常光滑，迎亲的队伍根本无法抬着花轿在上面行走，老百姓一时都犯了愁。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的军队士兵和老百姓聊得很热，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眼看迎亲的时间就要到了，村里的人只能干焦急。
“就让新娘亲自走上门咯。”士兵们和老百姓开起了玩笑。显然，这是“不合礼数”的，农民们虽然平时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讲究，但真要到了这种重要的节日他们可不敢有半点马虎，毕竟这是“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不经意间，这个笑话传到了李先念的耳朵里，他马上脱口而出：“这有什么难，就骑我的马，风风光光多气派，就这么办!”
当时村里只有李先念拥有一匹枣红马，这是组织专门配备给首长的战马，村民们和士兵们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长的马，但是李先念一再坚持：“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
当士兵把这个消息告诉迎亲的老百姓时，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禁不住感叹道：“这样的首长打心眼里为老百姓，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一心想着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就连这样的小事也替老百姓着想。”
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6
革命历史人物故事叶挺的故事
卖过烧饼爱好摄影
1927年11月，叶挺作为总指挥发动广州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听信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失去了联系。
叶挺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当时他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过小吃店，卖油条、烧饼。后来，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但远居海外，消息闭塞，就回到夫人娘家所在的澳门。他的长子叶正大回忆说：“只有在澳门我们全家聚得最齐。母亲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亲那时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了。他从香港买来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冲洗胶卷。那时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还照得很有艺术性。”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把革命比喻成爬山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他认为可能会听他的话。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
叶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3日，叶挺回到武汉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
“请枪毙我吧!”
1942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蒋介石试图劝降在押的叶挺。蒋介石说：“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尔。”蒋介石连用了几个“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叶挺的回答避开他的挑拨，另辟蹊径，反过来用具体事实揭露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你蒋介石指定路线要新四军到指定地区去，新四军途中要和日军作战又不给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时布置了一个口袋，集中七个师包围我部。“这个时候，我打电报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队逃命。”
紧接着，叶挺引用了“小杖则受，大杖则逃”的古话之后说：“我们不善于逃命而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蒋介石又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介石马上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去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挺寸步不让：“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介石无计可施，让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继续劝降。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叶挺的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7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