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 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57、周恩来:对数字不许说“大概”
周恩来一向以儒雅著称，但他对工作却非常严格。不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确实，周恩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事会予以严厉批评，尤其是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部长们，要求更高，有时甚至会让人下不了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各部委逐个汇报工作。其中，一位部长照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着现成的材料，甚至不时还念错了。开始，周恩来虽然不满，但还是克制着，只是严肃地提醒说：看清了再念!但接下来，情况依然如故。“不对!”周恩来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火气，且迅速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予以纠正。
后来，周恩来对这位部长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已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那位部长忙解释道。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赵炜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他对周总理务实工作的精神感受甚深。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周恩来需要随时掌握全国炼钢的进度。在他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画了表格，有全国炼钢的各种数据。那时在财经组工作的赵炜每天要在周恩来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一天，赵炜刚填好数字，周恩来迎面走了进来，指出上面有个数据不对。赵炜就迅速回到办公室重新核对，结果发现数据没错。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说：哦，那是你对了，我记错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近乎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数据，“大概”“可能”“也许”这类词是坚决不能说的。
58、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聂帅心情沉重，却鼓励大家说：“科学试验室允许失败，关键是要从失败中得到教训。”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聂帅在1956——1966这十年时间里，带领科技大军攻坚关、排万难，研制成功导弹、原子弹，为我国尖端技术和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人们称聂荣臻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人。”
59、陈赓创办军事学院曾堵厕所逼着周恩来做批示
1952年6月，中央军委把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调回国，任命他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陈赓开始了艰难的办学，然而摆在陈赓面前的是，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和设备。
困难吓不倒他，一个月后，陈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在哈尔滨建院。又过了一年零三个月，新中国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正式成立。钱学森在参观完哈军工后说：“这么短的时间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殊不知，陈赓为创造这一“奇迹”，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办学最大的困难是师资力量缺乏。陈赓向著名专家求教，列出教授名单，想方设法从各地大学调人，并多次拿着名单请周恩来总理批示。
1952年11月5日，陈赓又找到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主持会议，陈赓就在门口等。会议中间周总理上厕所，刚从厕所出来，陈赓就递上了报告。周总理说：“什么事这么急?连解手时间你都不放过。”陈赓说：“您不是让我抓紧时间建哈军工吗?”总理开玩笑地说：“你真有办法，找到厕所来要我办公，这是你的一大发明。”周总理看完报告，立即作了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