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标题，同学们可能就有疑问了：贪污是文化吗？我说，可能吧，因为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再不客气点儿，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说，贪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一、寻找贪字早期的仙迹其一、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代《册府元龟》卷307《外戚部.贪黩序》。
其二、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昭公十四年》。其三、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四、贪人败类。
见于《诗经.大雅.桑柔》。从这些最早的有关贪的定义里，可以看出，贪官是以谋求财产为标志的，谓之循财。
玷官是有污点的官，我觉得叫脏官最合适不过了，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可叫作赃官。
这里我们就可以下定义了，贪官，是以追求财产为目的的官员，其表面是黑的，其本质是肮脏的。
问题是这么一种肮脏东西自古就有，延续到今天，居然层出不穷，越涌越多，导致我们不得不把它列为文化现象之一种来进行研究了。
二、贪官始于何时？其一、始于汉时。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3《除贪》。
其二、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见刘泽华，王兰仲《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其三、认为自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
见翦伯赞《贪污列传序》，载《新华日报》1945年9月2日版。其四、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见周怀宇《贪官传》序。有关贪官起源时间，就这么四种说法.也许我这么一种排列方法很让人泄气：华夏文明有多悠久，那贪污历史也就有多悠久，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
三．传统贪污之手法贪污不外是贪钱，贪权，贪色这三样，现在的贪官不成器，在这方面也没有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是钱，权，色三字。
至于贪污手法，古今似乎也没什么大变化。这里，拣关键的说几种。其一、买官卖官现代国人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一点也不含糊，可古代比较文雅，不这么叫，客气地叫作赀选，赀，指财货，纳赀，指向封建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拜官授爵。
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政府，就是个大卖主。秦时，纳粟授爵。
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对于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
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更奇怪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恐家贫者为吏，必贪，故也。
按当时的行情，交钱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
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赀算四得为官，也就是说，皇家卖官打了折扣－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中国史料向来不屑于数字的精确，所以，一代名人司马相如到底用多少钱换来一郎之职，景帝给他打了几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居然也是以赀为骑郎，后升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卖官去当清官，可见古人为人民服务之觉悟甚高。武帝后期，自由民主之风甚炽，大开卖官之范围。
东汉中后期，卖官几成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汉灵帝一代明君，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在京城皇宫宫门外，公开贴榜，标价出售。
《文献通考.选举八》载：崔烈出钱五百万买了个司徒，灵帝后悔打折太低了，说，我真有点后悔，太便宜了。
《资治通鉴.卷58》载：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灵帝因以有清名而减价，让他出三百万钱升官。
吴思给司马直算了一笔帐: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俸禄每年两千石，时价二千万，皇帝让司马直出钱三百万，便宜透了，打折不足二成。
问题是，300万的钱相当于太守19年的工资总和，不打折，则相当于太守128年的工资总和。
最后的结果是：司马直二折的钱也拿不出来，请辞，上不准，司马直自杀！
到了清朝，赀选改称捐纳。雍正时期担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的李卫，就是康熙年间捐纳出身的。
详情参见《清史稿.李卫传》。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300万两白银，子比父强，嘉庆时则达到400万两。
其二、买法卖狱在中国办案，靠的似乎不是律师的专业本事，而是非专业之外的交情，比如他给你办案，向你吹的，不是他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辩才，而是他跟法官的交情。
而这交情，一靠熟，二靠钱，我把它总结为买法卖狱。如果不信，请看方苞的《狱中杂记》。
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遂成《狱中杂记》之名篇。篇中说：犯人临刑前，有人会找你谈心。
如果是凌迟处死，刽子手可以先刺你的心，也可以先卸你的胳膊腿儿。
如果是绞刑，可以一上架就断气，也可以绞上它个两三回。总之，一切全看你的意思了。
意思够了，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死刑，意思不够，叫你生不如死，死又不得好死。
看了方苞的文章，你就会明白，电影武打里的死刑犯临刑前跟刽子手说的那一句哥们儿，来点痛快的，竟然全是虚的。
如果没有银子打点，你临死找痛快，没门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就是被缢了三次才死成的。
维新人士谭嗣同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走上了刑场，他却不知，他的家人为了他能全尸，费了多大的周折。
谭受的是斩刑，斩刑也有诸多讲究，一刀下去，头滚老远，痛快是痛快了，可家人不愿看见人首分离的惨象。
如果一刀下去砍不死，需要再补一刀两刀的，更不是个意思了。最高级的斩法是，一刀下去，头断皮连，人即咽气。
后人再出钱找人，用专业手法把死者的头与脖子缝到一块才好下葬。问题是，要想得到如此斩法，需重重的下贿钱，否则刽子手不干！
一个社会，若出现上述两种贪污现象，整座大厦就完了。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贪污小伎俩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只要当个官就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
试举一例，淮军统领卫汝贵，临上朝鲜作战前，领饷22万，老小子一点也不含糊，先往家里送了8万。
放我，顶多拿2万，一下子拆走三分之一强，老小子久在官场，贼胆当然比咱大多了。
四、古代中国是如何反贪的其一、尧舜时期，中国即开始反贪了。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澄清三个侧面：其一，那时候是否有官员？
其二，是否有反贪条例？其三，是否有贪官落马的事实？当然，如果能找到尧舜时期就有反贪局的史例就更好了。
众所周知，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
其时生产力相对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国家机器胚胎开始形成，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设立百官,统称为百姓。
《尚书.尧典》上有平章百姓的记载，含义就是处理百官事务，同时还记载制订了五刑。
尧用舜作自己的辅佐大臣，舜修订并放宽了五刑，用流放代替死刑，同时在五刑中确立官刑，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
不服从官刑，就要受到处罚，怎么处罚，《尚书.尧典》记载说：鞭作官刑。
孙星衍解释其含义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其实不用解释大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外是打屁股罢了，估计跟明朝的廷杖差不多。
《左传.文公十八年》里记载，春秋时鲁国史官太史克讲述了尧帝时有一个反贪故事：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无。
聚敛积安，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缙云氏不才子太不象话了，贪侈过分，既不三讲，也不够三代表，就被流放到边远地方打鬼去了。
舜为帝时，也处置了一个贪官，名叫伯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这样描述他：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
这话翻译过来就有意思多了，说伯封贪得象猪。不过，时至今日，拿贪官比作猪，实是对人家猪类的一种侮辱，对不起了，猪们！
禹建夏，由法官皋陶作《禹刑》，也叫《夏刑》，里面仍有惩贪条例。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援用的就是夏刑，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
最后叔向是这样给羊舌鲋定罪的：贪以败官为墨，羊舌鲋被论墨罪，杀，弃尸于市。
其二、殷商时不任用贪官。商朝初建，继承古代鞭作官刑，制订《官刑》。
《尚书.伊训》载：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殉于货色，桓于游败，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
这话翻译过来更有意思了，苦口婆心的，跟咱们现在的政府反贪一个腔调，连哄带吓：贪财，贪色，贪出国游玩，身为官者，占其一，就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毁了！
盘庚是最注重反贪的一位人民领袖，《尚书.盘庚》载盘庚一段话：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作丕刑于朕孙。
朕不肩好货，敢恭先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的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干部，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
今天我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听党的话，不要贪恋身外之物，要努力为人民服务，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精神，紧紧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皇中央周围，以德治国，与时俱进。
其三、西周出现惩贪法。周穆王时期，吕候制《吕刑》，内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
五疵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二是唯赇。唯货是贪，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其四、春秋时贪污泛滥。上梁不正下梁歪。周王任用贪官，各诸候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小官小吏竞相效尤，贪风甚炽。
《诗经》里的名篇，如《硕鼠》《伐檀》等，皆有刺贪之意，约相当于现在的民谣，一句话，政府反贪不力，民谣即兴，古今一理。
其五、封建社会反贪。汉代开始惩治官吏的经济职务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赇。
前者，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人；后者，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用意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官吏可以四菜一汤的小吃小喝，而文帝的规定就严多了，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
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味着贪官一但事发，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尚没有出现如今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
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严酷：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宋代重视反贪，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
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行政上，宋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
神宗时，更是重禄重法，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一边加大法制建设，两手齐抓，不过，也没发现有什么效果。
到了元代，官吏赃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明代，由于朱元璋同志出身贫苦，了解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元璋同志还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间，与之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如何反贪拒腐防变，可谓是语重心长和譪慈祥。
为反贪，元璋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