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看来，少正卯在儒家眼里，确实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邪恶人士，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总之，是让统治者不省心的那类。孔子云：谁能出不由户？历史没有记载少正卯的言行，但我怀疑少正卯就是那种“出不由户”的思想者，教授给学生的，估计略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者相当于苏格拉底的“败坏青年”，孔子自然自认杀人有理了。孔子为人所诟，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利用政治势力消灭学术对手——据《论衡·讲瑞》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少正老师讲的课，的确精彩，否则孔子的学生，就不会一度跑得只剩下老憨颜渊一人。甚至有学者认为，孔子心术忌刻，以争名戮人，老子西出函谷，就是因为秦地之无儒，而孔氏师徒也奈何他不得云云。尽管这猜测有点夸张和可笑，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如果让孔子摄相位久一些，估计杀人更多，用仁义杀人，难道是儒家道统吗？！
研究历史，我更关注的是细节。孔子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与耳！”（《史记·仲尼列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子路比较勇猛，谁侮辱孔子他就揍谁，所以，自从孔门有了子路以后，就没有人敢对孔子出恶言了。这一细节，让人大有琢磨头，如果说美国对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话，那么孔子推销自己的学说，用的则是仁义加拳头了。
如果说孔子还算温情的话，那后世的孟子干脆就是一根棍子了，骂人骂得好凶。比如杨朱提倡“为我”，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鼓吹“兼爱”，主张“爱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骂他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幸亏孟子没有摄相位，否则他杀几个持异见者，那还不是当畜牲来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件凶器。权势者、执政者，顺势把自己打扮成仁义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向四处抡棒。就连张献忠杀人，也是拿德性为理由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总之，它导致我们非常不好的一个传统：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学统也是如此：道德评价先于事实评价，历史课干脆变成了思想品德课，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与亚里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动物”的观点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面的热情与道家在政治方面的冷漠恰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谴责道家不负责任的话，那么，对于儒家入仕的积极，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加以嘲讽了，谴责消极，嘲讽积极，那我们成什么东西了？但是不嘲讽，并不意味着放弃警惕与怀疑——我说的是儒家的仁义与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义与道德作饰品的恶政与暴政！
权术派
中国文化里独有一枝开得很灿烂，那就是权术。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欢玩这个。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挟天子以玩诸侯。但大多数同志都玩得不妙，最后把自己的小命儿也玩没了。比如商鞅，虽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个前提——权！也就是说，君主推行法令，必有专权，君尊令行，否则有名无权，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还玩了个“立木为信”的游戏——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以十金之赏募民移木于北门。民怪之，不敢徙。复赏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奖赏，百姓始信卫鞅令出必行。为什么说是游戏呢？第一，百姓怪之，说明国家政治生活与国人日常生活中缺少这个“信”。第二，商鞅跟国人玩“信”，但是最高统治者可不跟你玩这个，他说你反了，你还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后的结局是车裂示众。
中国权术的集大成者当属韩非子。韩是给中国帝王上权术课的最称职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最有奉献精神的老师——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实习权术时的活道具。韩非虽然是个大结巴，但是茶壶里的饺子不少，其饺子馅由三种调料调成，计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批评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治”学说，认为君主应该根据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心中再暗藏诸多机关术，来控制群臣与百姓，以达到天下大治。韩非的文章一下说到了秦皇心坎里，所以，秦皇对韩非是不见就钟情：“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为夺得韩非，秦皇不惜兵临韩国城下，韩王就乖乖地把韩非拱手相让了。秦皇终于得见此人，问题是，秦皇这样的统治者，奉行的是杀鸡吃蛋之原则。但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并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韩非的当局者迷。正如司马迁所说：“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为帝王献权术，为世人言“身危”种种，却自己保护不了自己，这算哪门子权术？
韩非的同学李斯发现了一半真理：“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这一半真理是：仓鼠与厕鼠是有高下之别的。但是韩非的这位同学，没有发现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仓鼠还是厕鼠，总归鼠类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无危险的气息，更要两眼骨碌，两眼贼亮，时刻准备着逃跑。李斯这仓鼠最终落个腰斩的下场，临死前，也就跟儿子感叹那么一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关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至于自身安全堡垒的建设，爱谁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儒家执政，虽然奉行着师道的原则，走的却是臣道的路线——“致君尧舜”，尧舜是个永远的梦，这梦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对尧舜的描述来比较，我们会发现后世的帝王越来越差劲——典型的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嘛！而权术派韩非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不上猫。猫给老虎授课，还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没有有效的体制，那么再会玩弄权术，也是枉然；再会隐没，也能引你出洞；再会忠诚，也是愚忠！直到现代，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安全自由的堡垒！出洞前东嗅西嗅，探头探脑，滑稽又可怜。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与鼠夹在洞口实施打击与拦截的，却更多的是同类——鼠类自身！
可以说，东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苏格拉底和布鲁诺等。中国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区别是有的，他们所殉的“道”是不一样的：苏和布殉的是“知识”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则是忠君爱国之道，伦理之道。这里不论他们殉道的境界之高下，只论后果：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艺复兴——上帝死了，人活了；后是有了法国的启蒙主义——君权走了，人权来了，其精神可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概括：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韦伯给教师提出一个价值中立性原则——“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更应该保持自己的价值中立性，要教给学生的是经验科学的正确结论，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价值准则或宗教信仰。教师也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信念去影响学生的判断力，使学生对社会事务的观察染上价值观念的偏见而失去客观性。价值判断是要宣传的，但那是政治家、宗教传教士们的事业，应该拿到教堂或公众场合去做。”美国走得更远，干脆定了个“言论中性”——言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真理与谬误之分。就连炸白宫这事儿，只要您光说不练，那么您随便嚷嚷。我在大学教书，我们的领导经常给我们打预防针：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领导说得对。只不过，有时候我搞不清，学术与宣传的界线！
中国历史中，士大夫们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获不佳——只收获了一个忠君爱国！而且爱得稀里糊涂，君主、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维逻辑是乡革命委员主任们创造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乡政府，反对乡政府，就是反对县政府，反对县政府就是反对省政府，反对省政府，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反对**，反对**，就是反革命！至如今，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们还在用这一手对付农民：你上访告我，就是妨碍我仕途，妨碍我仕途，就是妨碍稳定，妨碍稳定——那就反了，抓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集体趴下的
可以这样说，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两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乱想，那世界就乱套了。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比如老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独裁，被人简称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脑袋。不用说，老蒋是在继承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直到明清时期才完全趴下，成为一个脑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