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6月18日，英王特使马戛尔尼与英国公使斯当东，率领一支由5艘战舰7余人组成的庞大的外交使团，经过海上9个月的行程，终于摸到了东方第一大国的门口。使团的规模当然不小，但是比上咱郑和出航的那架势，他们还是差远了！
英王特使此行的任务，一、祝贺乾隆老头8岁的寿辰，二、与大清帝国互派使节，并签订两国贸易协议。
东方第一大国，与西方第一大国，在一开始就发生了误会。西方第一大国知道自己不是葡萄牙西班牙更不是荷兰那小鬼，而是堂堂的日不落大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大不列颠帝国，所以，它来与东方第一大国友谊来了；而东方第一大国，千百年来的经验告诉它，又是一个远方的蕞尔小国一心向化，前来朝贡了。朝贡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史无前例，激动得乾老头破例准许他们从天津入口，虽然入口时前头的清兵在自己的船头高挂起了“英咭唎贡使”的小旗，但东方人把客人当饭桶来招待的豪华的赐宴，让西方客人目瞪口呆：东方人太热情了！乾老头为了迎接英国特使，把每年例行的木兰行围都给取消了，他要在避暑山庄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西方人从饭菜里看到了希望，但是随后有关拜见仪式，让东道主与远来的客人之间发生了不快。闻听拜见大清皇上还得学那荷兰人的小样儿，跪下用鼻子碰地，英王特使，这个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就不乐意了：尽可能地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是坚决反对去做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国的事情。以额触地，影响他所代表的对等独立国国王的荣誉。如果非要叩头的话，他希望大清帝国派一位与他同等级别的官员，向英国国王与王后的肖像行使同样的礼节。
大清当然不干！从来没有这么丢过人呢！
大清官员问英特使：那你们是如何向本国国王行礼呢？
马戛尔尼说：一足跪地，一手轻握国王手以嘴吻之。大清官员一听就麻了，算了算了，一足跪地尚可，亲皇上的手就免了，还不够麻人呢。现在咱们的官员们，都学会麻人了，不管对方是黑鬼还是白鬼，也经常地抱一抱，有的还贴个脸，麻倒！但是那时的大清帝国绝不会接受这个。
8月13日万寿节，乾隆皇上接见了马氏一行。接见完毕，慈祥的老皇上赠赐给对方诸多礼品（原来的那群丐帮小弟图的都是这个嘛），大清官员就暗示他们：该走了。
马戛尔尼以为事情才开头，没想到主人却宣布结束了。无奈，只好摊出了自己的鬼主意：我们国王的意思，我就不用回去了，要留在北京，为国王代表，两国间有事，我就代表英王与贵政府交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我们更为欢迎，所有船只，均可由我们代办。
英王特使这些意思，让我想起了永乐特使郑和。只不过，人家的特使是个硕士，我们的特使是个阉人。但两个特使在某些方面是类同的。那些蕞尔小国出使中国，都由郑和代为接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英王特使要接送我们大清帝国的使者。可惜一番好意，我们读不懂。
马硕士当然不甘心就此结束，写出一个说贴来，要求贸易自由，税目公开，洋人在中国犯法，不要实行株连政策等。乾隆逐条批驳，中心意思就是：想得美！
马氏灰溜溜地走了。马氏估计没有想到，中国史书中对他的记载，不是单膝跪地的。《清代野史》卷一《外交小史》篇《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中记载：大清皇上本是可怜英夷使者，觉得他们地处荒远，不识天朝的礼制，所以特准他们不用三跪九叩，可没想到英国使者目睹天威后，吓得情不自禁地就双腿跪了下去……我觉得，对一个挨了打尚说儿子打爹的具有阿q情结的民族来讲，这种记载确实是正常的，就是记载马氏一行在乾隆面前吓得尿了裤子，国民们也可能相信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嘛！
马氏走了，1816年，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又来了，带6多鬼子。嘉庆不愧是乾隆的儿，知道英鬼子不操好心，干脆给他来个下马威：赐宴！吃大清皇上的赐宴，就得行以额叩地的谢宴礼，阿特使当然不干。特使不跪，理藩院的外交部部长和世泰又不敢据实奏报，结果，嘉庆帝在圆明园摆足了小样等着英使来拜，英使与英副使却拒绝进宫。大清皇上谁受过这等鸟气（嘉庆之后的大清皇上，一个比一个受的鸟气多，但那已是后话了），嘉庆一怒之下，驱逐阿特使一行。阿特使回到英国，给英王提供三条对付中国的办法：一、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二、绝对服从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弃交往！
阿特使的三条路，让我听到了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悲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可以说，西方文化来到中国，中国先后有过五次机会，但是大清王朝没有抓住这些机会，所以，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周宁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使机会变成灾难！此话真是振聋发聩！
【二】清朝收缩的对外政策
有清一代，对外政策基本是缩头乌龟似的，明朝时还派郑和去外头拽了七拽，可怜大清王朝一次也没拽过，犹如现在的年代，做官一辈子却没去外国拽过一回一样，小可怜儿一个！
中国的防范外夷规定，好多都形同虚设，惟有番妇不得入省这一条，是执行得滴水不漏的。不去外头拽，也不让外头人来咱地盘上拽，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对外政策。雍正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雍正的乖乖儿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句话，俺不陪你玩，你能怎么着？
拒玩需要筑堤防，堤防是内外互补式的：既防止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又防止外国人进入中国。贸易仅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外国人与中国做生意，与中国官府打交道，必须通过十三行。外国商人不许在广州过冬，冬天一到，都滚回澳门去；外国人不得坐中国的轿；外国商人（仅限男人）在广州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地方，平时不准随意出入，每月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游玩三次，是谓“双规”；中国人不准教外国人学汉文；外国女人绝对不能登陆中国（中国的防范外夷规定，好多都形同虚设，惟有番妇不得入省这一条，是执行得滴水不漏的。洋女人的作风与衣着所构成的杀伤力，在汉儒们看来，比原子弹还要厉害）。至于百姓渔民，政府规定得更是出奇：无官照不得出海；出海必三年内回返，否则开除大清国籍；出洋之船不得超载，5石以上都叫超载；船上用人不得超过28名，超过28名就叫政府起疑；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阿拉伯人在海上遭遇西方殖民者，掂着大刀片子对付对方的炮火，已够滑稽了，我们大清却连斧头也不让百姓多带一把。义和团时代，对付洋鬼子，用的也是大刀片子，所有的悲壮尽在大刀片子上了）。
对外政策的收缩，背后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朱元璋那小农，做了皇帝依然是小农心态，生怕海外的张士诚回来抢自己的鸡窝，柴门一上，他才安心；爱新觉罗家虽是骑马家族，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屠杀，让他们猜忌汉人，草门一闩，心里才踏实。这一点，连远在欧洲的马克思都发现了，于百忙之中，也不忘评价中国一句：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