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娶婚，是指男子以财物作聘礼而娶妻，女子因聘礼而出嫁。《礼记·曲礼》说：非受币，不交不亲。意思是说，没有“币”作为聘礼，男方是不能与女方交亲的。聘礼这一关，皇帝也不能免，《汉宫仪》载：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末，平帝娶王莽女为后，有司私自给这小姑娘涨了价，奏请给黄金二万斤。给人的印象，皇家婚姻颇像一桩大买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长期以来，民间社会最流行的婚姻形式当是聘娶婚，直到如今，乡下婚姻里还保留有聘娶婚的诸多特征。但是。聘娶婚一直受到人们的攻击，其受人攻击乃是由于它自身的两个特征：
聘娶婚的实质乃是父母包办婚姻
既然父母包办，那么父母在这场婚姻中，可能不去考虑子女的爱情、性格与审美取向，考虑更多的当是双方家庭的利害关系甚至是自己的审美口味。比如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风至，最开始即是由张作霖那老家伙相中并作主为儿子订下的，当时张学良还有点不乐意，可老贼说了：这第一个由我定，余下的你爱谁谁。张学良后来能落个大流氓的称号，估计跟他父亲的谈判条件有关。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旗手们从自身作起，反对包办婚姻。比如，鲁迅反对包办婚姻，他只反对一半，他反对的是朱安女士，却并不反对包办婚姻的老娘。如果说鲁迅在这场婚姻中是个牺牲品的话，那么，朱安女士则是更大的牺牲。因为鲁迅接受了这场婚姻，只是为了不惹母亲生气，并且自言朱安女士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项礼物。对于朱安，鲁迅并没有尽过任何丈夫之责与丈夫之义务。这场婚姻中，朱安又成了鲁迅的牺牲。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看别人都在家展开了解放运动，也跑到家扯反旗。没想到那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反动堡垒比较坚固，据说这女人当场拿出一把剪刀扬言：离婚可以，但是我拿剪刀先剪死你的儿女，再剪死我自己。据说潇洒浪漫的胡适望风投降，从此再不敢提离婚的事儿。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旗手们反对包办的妻，不敢反对包办的娘；只在家庭中争自由，却忽略了政府的**。也许家庭中的婚姻不自主是他们的切身之痛，所以他们的民主小旗只在卧室的床头飘扬，却没有插到国家市政的广场上。这里扯得有点远，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忽略细节，细节才是真正的历史，只可惜我们过分热衷于总结规律了。
中国的聘娶婚制一直有商品买卖的嫌疑，甚至时有女家恶意哄抬物价，一女许配多家的事发生。聘娶婚的第二个特征即是商品买卖婚
有人干脆把聘娶婚叫作财产婚，或者买卖婚。因为聘娶婚的成立，是双方父母通过媒人这个双料经济人，经过一系列的针对聘礼的拉踞式的讨价还价才走向交易的。当然，聘礼的初始意义只是一种礼仪规定，但是双方对聘礼数量与质量的过分执着与坚持，让无识之士也能看出端倪来。更关键的是，亲家双方还可以在礼仪这块遮羞布下进行堂而皇之的讨价还价，一点也用不着难为情。
皇帝不急太监急，世人对这种现象看不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自己的《二十二史劄记·财货》中说：凡婚姻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聒不为怪也。看赵先生的意思，婚姻里竟然存在有贿赂现象。这一点我信，比如，你不娶我女，我家多给你陪嫁，吓死你。你不嫁我家，我多给你聘礼，还是吓死你。中国人多胆小，这亲事大部分都能吓成的。赵翼的批评还算客气的话，那元代郑介夫的批评就太不客气了，他说：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与估卖驱口无异。这家伙，把婚姻说成买卖牲口了，真够言论自由的。民间有骂媒婆的传统，其实大家不知道媒婆在这种交易中的辛苦。双方在讨价还价，但最终还是亲家，只有媒婆，里外不是人。亲家不见面，媒婆就需要在两个雇主之间来回奔波，甚至有女家恶意哄抬物价，一女许多家，男家不守诚信、娶亲之日仍不兑现聘礼之数的。如今的偏僻乡下，仍能发现婚姻中的交易特征，媒婆常发的牢骚是“我腿都跑细了”，媒婆小腿跑细并不是给男女双方传情书所致，而是双方价钱老谈不拢。而且，因价钱谈不拢而使婚事最终告吹的为数也不少。
隋唐之际，以财产多寡而论婚姻已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以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唐太宗不得不身兼妇联主席的角色，亲自过问这个问题，告诉大家：婚姻应本着仁义原则，不能在婚姻之初就预先瞄上对方家中的财产，更不能把婚姻当作一桩好买卖。问题是效果不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皇上的一纸诏书就能禁得了的，一是人性如此，二是实践中，太不好操作了。人家婚姻中，到底买价卖价若干，你怎么知道？再说了，只许州官买儿媳，不许百姓卖闺女，也有点儿不成体统。
到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更使婚姻沾染上了商品的特征。蔡襄在福州做地方官，看得多了，也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认为娶妻本是为子嗣计，但大家好像就是为了眼前那点财产。司马光更是上火，批评当今世界，遍地都是贪财小人。娶妻时，首先问人家能给多少陪嫁，嫁女时，首先问人家能给多少聘礼。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话若放到现代，好像也错不到哪里去。
民间谚语云：皇帝女儿不愁嫁。这话端的有理。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在主旋律上压制商品经济，压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百姓并没有完全被这种大而空的主旋律所蒙敝，嫌贫爱富仍是民间婚姻选择中的潜规则，尽管有七仙女爱上董永，白娘子爱上许仙的浪漫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却有着经济的杠杆：七仙女织锦，一夜成匹；白娘子盖房子，吹口气即成。而中国古代流行的所谓的爱情，也让人不敢恭维，大致这样一个模式：美人救狗熊——后花园里，贵家小姐救落难书生，小姐除了以身相许之外，还给书生进京赶考的路费。小姐的父母嫌贫爱富，不乐意；小姐慧眼识英才，端的是郎才女貌。经过一番折腾，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也很浪漫，但浪漫的背后，还能发现那条不光彩的尾巴——落难书生中了状元！让人由不得怀疑：小姐当初所谓的慧眼，可能就是经济眼，发现的郎才，可能就是潜在的郎财。总之，经济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如此不可轻视，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
恩格斯说：整个私有制社会，择偶制度都是以权衡利害为原则，也就是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核心和首要标准。德国社会学家穆勒里尔分析人类婚姻制度史时指出，上古、中古、现代三阶段中，人们在爱情、子女、经济三方面的选择，次序如下：上古，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次序，咱们中国是否与其一致。（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讲课过程中，同学们强烈建议，中国现代的婚姻选择与穆勒列出的都不符，应该改为经济第一，爱情第二，子女第三。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实，中国现代社会，婚姻市场化倾向特别严重。何清涟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她有幸听到几位年轻女子有关择偶的对话：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人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竞相购进的对象。但这样的绩优股因其多值壮年，早已成家，由“内部人”控制。绩优股穿越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洒，但是“内部控股人”活得很累，因为她们控股的地位并不牢靠，经常面临着第三者“恶意收购”的危险。欲收购绩优股，需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人变妻子），过程虽然艰苦，但总比嫁给一个前途未测的“原始股”要好得多。再说了，自己千辛万苦把原始股培育成了绩优股，自己也要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
何女士不愧是经济学大拿，调侃起现代婚姻，也是满纸莞尔。不管怎么说，现代婚姻里仍有诸多古代买卖婚的遗留。仅举一例，女大学生上学，本是提高自身素质，但在现实面前，却成了提高自身“嫁码”的一大要素。至于坐台女，也会因大学生这个文凭而提高身价。好了，这事咱就不说了，因为我不大能弄清，咱们这些东西，是封建遗留呢，还是资本主义腐蚀。
主编《男女十人谈》的向娅曾于1995年12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随机抽样调查，发出25份，收回223份，其中一个问题是“有钱对于男孩子是否很重要”，回答“是”的占471%；另一个问题是“漂亮对于女孩子是否很重要”，回答“是”的占57%。据此，也可以说，传统婚姻崇尚的是郎财女貌。
【四】转房婚
转房婚又称收继婚、升房婚、转亲婚、叔嫂婚。一般而言，转房婚是指父亲死后某一特定的儿子收娶其后母，或者兄长死后弟弟收娶其嫂，或者弟弟死后兄长收娶其弟媳，这种婚俗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现代人戏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此话倒也不差，因为据民族学家考证，这种婚俗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掠夺婚时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嗣承观念。原始社会，部落战争较多，掠夺来的妇女自然是财产，一旦男人死去，女人也要被以财产的形式转让给本部落其他男子。但是随着家庭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转让，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固定在家族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转让给与死者具有血缘关系的人。我认为，这其中，除了女人是财产这一因素以外，还有另一因素，即子嗣的原因。直到如今，乡下孩子的父亲死了，他的叔父或伯父，自然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至于那寡居的嫂子或弟媳，这个做弟或做哥的，理所当然地要对其负担一定的经济义务。
巴基斯坦、以色列、印度以及美洲、非洲一些国家，都流行过转房婚。至于中国，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都有存在。有人说，舜和其弟就有转房婚的迹象：舜没有发达时，在家帮老爹鼓叟干活，老爹不喜欢他，只喜欢小儿子象。老爹与象合谋害舜，再三下手。但天佑善人，总不如意。一次，骗舜下井，他俩遂在上面落井下石，用土填满，以为舜必死无疑。象公开说：这下可好了，两个嫂嫂就归我所有了。《孟子·万章》载：二嫂使治朕栖。
至于少数民族，似乎更流行这个。比如，十世纪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也如此，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汉细君公主，嫁于乌孙王昆弥。昆弥年高，欲使公主再嫁其孙。公主不肯，上书汉王，汉王的回话是：第一、要顾全大局。第二、咱汉国向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无奈，公主只好从命，连降两级，由原先的奶奶辈，一下子变成了孙媳妇儿。
细君之后，汉室又嫁解忧公主给乌孙王岑辄，岑辄死，其堂弟翁归靡即位为国王，继娶解忧，生三男两女。翁归靡死，岑辄之子泥靡即位为国王，公主解忧又嫁泥靡，生一男。总之，解忧公主共嫁两代三任国王，年老时申请回国：“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于公元前51年回到长安。此时公主年已七十，归汉后，又过了十八年，昭君出塞。王昭君在老单于死后，也面临着下嫁其子的风俗。我们是文明国度，昭君当然有点不情愿，上书求归，汉皇还是那句话：顾全大局，入乡随俗。民间百姓偏爱昭君，就像我们偏爱李清照，求证她不曾误嫁中山郎一样。所以，不惜篡改历史，给昭君编排两种野史，一种是：昭君一出关就投江自尽了！另一种是：小单于愣要娶昭君，她就饮药自尽了。事实上，昭君与那位小单于合伙生了两个女儿。
隋宗室女义成公主，于公元599年（开皇十九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
至于晚唐的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了二十一年，直至病逝，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记录，一举超过汉解忧公主和隋义成公主。
值得一提的是，宋时，朝廷不但不外嫁自己的公主，而且明令严禁国内转房婚，违者受惩。这一文明进步据说跟理学家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转房婚大大违反了理学的三纲五常原则，从血缘关系上讲，至少是一种**。
宋朝的严禁转房婚，还有一因，据说是从唐朝灭亡教训中悟来的，因为唐朝在男女关系方面有点自由化，公主不喜欢旧驸马了，给父亲打个报告可以换个新的，更不像话的是，父亲抢儿媳（唐明皇与杨贵妃），子娶父妾（唐高宗娶武氏则天），这让宋朝的理学家们大跌鼻子，比如二程，对这个事耿耿于怀。还是朱熹聪明，最后自我安慰说，唐人如此，“源流出于夷狄”，总之，宋人很是看不起唐人！
宋明以后，民间流行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伦理观念。如黑老包，大义灭亲，把侄儿铡掉后，他给嫂嫂当儿子了。明朝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民间转房。清朝时，干脆是大刑侍候：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斩；收兄嫂与弟媳者，绞。自此转房婚在汉族基本灭迹。现代电视电影里偶有弟弟娶嫂，哥哥娶弟媳的，但那都是爱情了，与本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