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停电，厂里便点着蜡烛一直批我到深夜，批判者换着班去吃饭了，我一直在那饥寒交迫地坚持着。散会后，身和心都在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我的小屋子的小气窗被推开，一位老干部悄悄递进一包东西，我接过来，她便走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还有热气的包子。
我挨批判后，下车间劳动。两年以后，"四人帮"就折腾完事了。他们一倒台，我的那些"反动言论"就都不成立了，于是我又当了干部。这时有人间我："你能饶了他吗?"谁呀?""给你挑出l08条反动言论的那个官呀！""不饶怎么办?""他批你，你现在也该批他，让他难受难受。"我说："算了，这样批来批去哪一年算完。还耽误了干正事。""那你怎么想?""我衷心希望他能成为党的好干部，人家成了党的好干部了，对他的妻子儿女、父母亲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咱自己不是也多了一个知已吗？"
这样尽可能地少互斗，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如果有谁问我："魏书生，这十多年来，你的工作负担越来超重，为什么你的精神却总显得很轻松？"真心诚意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对手。这些年来，我没有和哪个人作过对，没有整过哪一个人，即使对于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也是能救则救，救不了置之不理，也决不害他，决不逼着他犯更多的错误。
八年以前，有人告诉我："咱们学校老师对你都挺好，了解你的为人。一所学校有那么一位老师总嫉妒你。"我说："应该嫉妒我呀，我才教了6年书，就被评为特级教师，确实使人嫉妒。"
我说："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人家。"
"你们以前认识?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不，以前我们素不相识。""那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我说："正因为素不相识，人家却肯舍出一部分脑细胞来给咱造谣。倘没有我，人家用这点脑细胞学习，工作，干点什么不好，人家冒着降低人格的危险给咱造谣，容易吗?"
"当年的批判，起了帮我认识社会，开阔胸怀，磨练意志的作用。今天的诺言，当然更能起激励我前进．促我努力的作用。
人家帮助我进步却浪费了自己的脑细胞，还降低了自己的人格，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人家吗?"
后来我和这位老师见了面，我满怀歉意，很自然地和人家相处，以致他由过去的造谣说坏话，变成背后经常说我的好话了。
我想，在人世间，尽可能人与人不要斗起来，不要对立起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文革中我这样说，便被批判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也仍然有左得可爱的入，说我阶级斗争货悟不高，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纵容了阶级敌人。我总想，对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基本都属于好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忍一忍，让一让，相互都会变得比昨天开阔，有缺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如果对周围的人非要立足于追究，整治，不依不饶地无情斗争，那就容易把好人也造成阶级敌人，文革中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有的做出成绩的青年班主任，很难过地同我谈心："我们也愿当班主任，愿搞改革，搞班级管理做出了成绩，起初很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褒奖，但紧接着嫉妒也来了，闲话也来了，谣言也来了。我们真忍受不了这东方式的嫉妒，魏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我只好讲自己挨批判，遭嫉妒的经历。讲自己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化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在东方式的嫉妒最近几百年不可能根绝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求得心理的平衡，以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倘若真的跟低层次的人斗起来，那不仅会耽误了自己前进的路程，更可悲的，会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跟低层次的人争辩，你须用低层次的观念，低层次的动作、表情，以及低层次的语言，才显得相称。你愿意这样做吗?
独木桥上两人相遇，谁也个肯相让，先退回来让对方过去，于是二人在桥中对立着，坚持着，都想当胜者，其实此时，他们已经都是失败舌了。首先他们都已成了鼠目寸光．低层次的人；其次，他们部已失去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已不知已失去了几倍于那段抢先过去的时间。
节省互斗的时间，应该是人们研究的生活艺术。
5.多学习，少批判
1979年,我开始搞班级管理自动化的实验，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我的好多事务性工作都由班干部去做了，同学们很高兴，班级凝聚力明显增强，纪律好起来，学习成绩提高也较快。
我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管理．班级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做，效果尽管好，个别专家却来指责："这符合凯洛夫的'三中心'吗?这么搞还要老师干什么?"
人家批我。也触发了我那根批判的神经，于是也批判人家。我说："凯涪夫是苏联人，没有教育实践经验，写完了《教育学》之后才当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什么他写的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不可呢?"
为了使我的批判有理有据，我确实用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精力。待到自己批判累了，还耽误了不少正事时，才猛然醒悟：自己文革中得的"批判"病又犯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七亿人民都做批家》的社论。于是乎一些喜欢批判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窜下跳，四面出击：天地君亲，江河山川，花鸟草虫，古往今来之人，国内国外之事，几乎无所不批。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棍子充斥人生的各个角落。直批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其中一些以批判家自居的人，实际是一群迫害狂，嫉妒狂。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便拼命批判别人的作品；自己不会搞什么像样的建设，便千方百计对别人建设好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倒很像非洲的一种树，永远长不成材，但毒性很大，也不让别人成材，在它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能生存。
遗憾的是，不仅仅几个批判家失去了作人的尊严，作人的意义，更有害的是一些本来善于做实事，善于学习的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毒害，沾染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
良知提醒我要治疗凡事好批判的病，因为这病的危害很多：
1．培养了吹毛求疵的坏毛病。据说衡量批判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敢不敢批大家都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敢不敢批大学问家都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倘从浅薄的角度去找真理的毛病，当然也不是挑不到，只是这样挑的结果，只能养成一种从太阳中寻找黑点的病态心理。
2．能变得孤独。当以批判家的眼光看周围的人时，必然疏远了和周围同志的关系，自造了一个封闭孤独的自我。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文革"中，我们又是批美帝，又是批苏修，又是批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又是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地球上几乎都批遍了，于是产生了孤独感。为了掩饰孤独，便天天吹牛，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所谓遍灭下，其实算来算去只有两个：-个越南，一个阿尔巴尼亚。后来这两个朋友，-个拼命骂咱们，另一个打咱们的时候毫不手软。
3.容易学坏。每天寻找不好的东西进行批判，如果头脑没发昏，批的真是假恶丑的话，那就容易应验一句话："久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不能设想，满脑子装满了别人缺点错误的人，自己反倒有许多优点长处。
4．失去学习机会。忙着去寻找别人的缺点，自然无暇顾及人家的长处．自然就失去了学习吸收别人的优点长处．吸收营养的机会。
5．浪费生命。偶见严肃的批判家在建设中发现问题不得已而批之，们他们首先是建设者。纯粹以批判成家者如姚文元之流，本来有才华，只因以批判为职业，除留下骂人、批人的文章外，没留下像样的东西。对别人的害处且不论，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对批判的弊端逐渐的加深着认识，我便努力医治自己喜欢批判的毛病，不断叮嘱自己要以吸收的眼光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宇宙。
还是在中学读书时，我便想：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时空范畴，如果多走了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那么反过来，是否存在它的逆定理：任何谬误在一个极特殊的时空范畴内会成为真理?我想证明这个逆定理的存在。
我在学习教育理论时，既学孔夫子、陶行知、凯洛夫这些为学术界肯定的教育家的著作，也看蔡元培、杜威等争议较大的人的一些观点。有道理的吸收，大的方面没道理的，想想它在哪个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有些道理。我提出教师要为学生服务的指导思想时，就曾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与人交往时，从吸收的角度出发，益处也很多。对周总理、雷锋、华罗庚，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吸收他们的高尚品质与横溢的才华。对同围普通的同志们，也应该想方设法学习他们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