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人告诉我，周围的人对这位总工程师有三个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线上的时间最长，哪一年也不少于二百天。特别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时，他拿起包包就到线上去了。二是他至今还是夫妻两地生活，每年回内地休假，他几乎都是提前十天或半月回队。三是他经常坚持打扫公共厕所。一个年近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干这样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经就这三个问题向他提问，希望他敞开心怀谈谈。他似乎对这样的谈话很不感兴趣，摇摇头转身就走了。我也觉得这是个怪人，这次见面后也提出了这个老问题。他倒没有回绝，说："很简单，在团里数我年龄大，是全团同志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干点老大哥的事情来。"看来，一些人们认为很神秘的事情，说穿了，点明了，其实很简单。总工不会喝酒，但是爱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们那天一起就餐时，他主动提出摆酒，我怎么也推辞不掉，便答应小抿几口。果然，只喝了一杯老窑，他就离开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看来他并没有完全醉过去，一边唱一边"将"我和小杨的"军"："今年春节，兵站部范政委上山给官兵拜年，听了我唱的歌，一口气连干了八杯。你们是好样的，就应该举起杯子来……"
不会喝酒的我，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不得不拿起杯子连灌几下，竟然也觉头涨涨的，眼前的总工在旋转……
我总觉得在这位总工身上，似乎还潜藏着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我捉摸不透。这么说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在的，这次回青藏线采访，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醉蒙蒙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费琢磨。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来永远那么文静、轻松的张安发，也有一段伤心的事。我应该叫他小张，虽然他现在是格尔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里他永远还是那个在青海日报发表诗歌的小张。我记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协会时才二十五岁。后来，他当了兵站部宣传科科长，诗写得少了。再后来，他上了昆仑山当了政委，就索性搁笔了。政治委员写诗，人家要戳脊梁的。这次来到格尔木，我才知道在他荣升到昆仑山之前，还和爱人林芳有过一段小小的"较量"。小林在西宁一所中学任教，她当时对安发说，你这"官"当到科长这个份上也差不多到了头，我看咱求个安稳你就转业到地方算了。安发是同意爱人这想法的。在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到了地方说不定还可以重新搞创作。可是，正在这当儿，组织决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变了主意，反过来给小林做工作了，说那么多老同志在山上干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下来，我怎么好意思见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对，就说，那好吧，我的心跟着你一起守昆仑山。这是雪山女儿的话，张安发感到了爱情的温暖、幸福。
他进昆仑山了。留下林芳一个女人管一个家。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矛盾，张安发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宁了。调皮的小儿子因为不听老师的话挨了几句批评，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宁她认为所有该找的地方，就是不见儿子的面，急得她直哭。她一个长途电话拨到昆仑山找到张安发，不分青红皂白便问：你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吗?
安发对我说：是的，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儿子的父亲。青藏线上的政委就得时时刻刻把昆仑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我的心受到了颤动，"把昆仑山放在心上"，他这话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难怪那么多的青藏线人都有那么多的心事，原来因为这沉重的昆仑山，昆仑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采访。临行前，张安发给沿途兵站打了电话，特地交待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果然，没有一个兵站给我餐桌上摆酒。
我很满意，但又好像失去了点什么。
我发现这次青藏线之行，我似乎开始要喝酒了……
这是我蓄在心头已久的愿望：登上昆仑看看日出。
六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约定的时间攀上了昆仑山的一座峰巅。令人扫兴的是：东方灰蒙蒙的一片，不见一点霞光。
我感到昆仑山突然变得那么低；正因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愿望才未能实现。
这是我一九九○年重返青藏线时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们再往上攀，登上昆仑山的山脊。"朋友提议说。
"山脊?在哪儿?"我问。
"那不是吗?到处都有，有山就有山脊。站在昆仑山脊上看青藏线风光，看青藏线人，肯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于是，我们向山脊上攀去……
青藏高原之脊王宗仁1939年生，陕西扶风人。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周冠五与首钢》、中篇系列报告文学《青藏风景线》、散文集《季节河没有名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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