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房间里，窗户直接向西，从那里可以进行观察。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小高地，我们在上面建有观察和指挥系统。在射击的情况下可以搬到那里去。但是，当时正值冬天，没有任何必要一直待在观察所的堑壕里，何况庄园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视界。
炮兵突击的开始时间定在早上5时。我们估计，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敌人可能在我们进攻开始前，将军队撤往防御纵深，在实施炮兵火力准备时，在前沿只留下薄弱的掩护，这在战争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因此，我们决定以先遣营的兵力进行战斗侦察。
战斗侦察，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并不新鲜，因为在其他许多战役，进攻开始之前都要进行战斗侦察。但是，我们考虑到，这已经成了一种死板的公式，敌人也习惯了这种公式，找到了对付这种公式的“解毒剂”。这种公式是，通常在进攻前——昼夜进行战斗侦察，然后搜集和综合所得的情报，根据所获情报占领出发地位，于次日开始进攻。
这一次，我们决定不这样干。在我们进行战斗侦察后，不让敌人重新组织其防御。首先对敌实施猛烈的短促炮火突击，然后紧接着将先遣营投入战斗侦察，如果发现敌人留在原地，没后撤自己的军队，则立即将炮兵的全部火力倾泻到敌军阵地。行动方案就是这样。而如果发现希特勒匪徒撤走了自己的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在空地上浪费炮弹，而是立即向纵深转移火力，袭击从第一阵地或第二阵地撤下来的敌人停留的地方。
我到前线观察所来，除本来想亲眼看看进攻开始外，还要在当无遣营的行动证明敌人已经后撤的情况下，就地定下必要的决心。
敌人可能撤往不同的纵深，直至更大的纵深，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部分炮兵群转移，也就是说，需要某种间歇。总之，可能出现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不得不作出紧急的决定，最好现地检查，以便立即正确地下达相应的指示。
观察所是最适合这样做的地方，它前移至战斗队形的逼近处，并得到了各种通信和指挥器材的保障。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将军、卡利琴科将军，以及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了观察所。
5时整，经过短促的，但是强大的炮火突击后，先遣营转入冲击，并很快攻占了敌第一道防御堑壕。根据最早的报告，我得知，敌人哪里也没撤离，就呆在原地，在我们事先计划的所有炮兵突击的有效范围内。
在极短时间内，炮兵突击如此猛烈，以致使敌人产生了已开始炮火总准备的印象。法西斯匪徒将先遣营的行动当成我们部队的总进攻，企图以其全部火器阻止它。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先遣营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在第一道堑壕和第二道堑壕之间隐蔽下来。正在这时，开始了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土小时47分钟。它是如此猛烈，以致从一系列缴获的文件判断，敌人似乎觉得这次炮火准备持续了不下5小时。
炮火准备开始后，我们破例地没有后撤已占领敌第一道堑壕的先遣营。每个炮兵连都根据总的大地坐标网的坐标，进行了现地连测，因此，我们是经过周密计算后行动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力求发发命中目标。在所有炮兵观察员和炮兵连指挥员的地图上，都精确地标示出被我们攻占的第一道堑壕，以及还有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道堑壕酌位置。
对炮兵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精确地操作。而他们连一次错误也没出。不管怎样，这次在进攻部队的整个正面上，谁也没有发出过“快停止，你们打着了自己人”的警报信号。
气象员的天气预报，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证实。不论在夜暗中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候，还是在后来天亮以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能见度。天空大雪纷飞，老天爷好象有意关照我们，为我们作进一步的伪装。当过了几小时，进攻开始后，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从我们观察所旁边经过，进入突破口，坦克在地形概貌的映衬下，被大雪伪装得很好，只有在它们运动时，才能辨认出它们来。
无疑，这种天气也有其弱点。对伪装有利，对观察则不利。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周密准备就绪和标定，所以，不论是在炮火准备时，还是在突破时，或是在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时，都未出现过混乱。这一天，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完成得十分准确。应该说，在战争中，这种准确性不是常常能够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满意地回忆起实施突破的那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我们进行炮火准备的时候，敌军部队，其中包括配置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的，或简言之，已推进到离前线很近地方的预备队，已陷入猛烈的炮兵突击之下，全部士气沮丧，失去了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突破初期俘获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指挥官供认，他们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擅自(应该坦率地说，对德军来说，这并非普遍现象)脱离自己的阵地。通常，德军士兵——这种习惯表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呆在上级命令他们呆的地方，直到允许其撤退时为止。然而，这一天，1月12日，炮火如此无情和具有摧毁力，以致剩下的活人，都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
敌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与通信，已完全瘫痪。然而，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计划到这一点，事先查明了敌人的全部观察所和指挥所。而在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突击开始时，我们专门瞄准它们，对整个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复盖射击。我们的航空兵还对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指挥所进行了突击。该集团军在突破地段上与我们对峙着。
在分析这次战役时，西德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实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有意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他们指责希特勒命令将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24军，配置到战线的逼近处，结果，这些预备队似乎立即陷入了我们强大火力的突击之下，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军事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既然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上实施防御，该方向掩护着柏林的远接近地，因此不能排除，希特勒从保证军队稳定性的个人看法出发，的确曾要求预备队向紧靠战线的地方推进。不管怎样，根据我在战争过程中的观察看，像这次战役中这样外行地配置战役预备队，对于德国法西斯将军们来说，并不是个别的。从军事学术的起码要求看，这纯粹是对军事学术的亵渎。
但是，希特勒只有一部分错，其余的所有“罪责”在我们。德军预备队毕竟没配置在前沿，而是在后方。假如不是我们的炮火准备如此密集，纵深不是如此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一开始就遭到灾难性的损失。
为了延缓一下我军部队的继续推进，哪怕稍微延缓一下也行，希特勒指挥部开始匆忙往第二防御地带后撤其被击溃的残余部队。后撤是在我军炮兵不断射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敌人又遭到进一步的损失。说真的，希特勒指挥部迅速定下后撤一切幸存人员的决心，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防御地带的突破地段上同我们对峙的部队中，被其成功地救出的人是很少的。
大约过了2小时，在炮火准备结束后，当步兵和随伴坦克一起向前突进的时候，我乘车巡视了突破地段。周围的一切简直就象又耕过一遍一样，特别是在扎多夫、科罗捷耶夫和普霍夫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更是如此。到处都是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东西。真的，在这里的每公里正面上，对敌人进行射击的火炮，不算小口径的加农炮和迫击炮，就有250—280门，而个别地方甚至有300门。“威力无比！”士兵们这样说。
战斗第一天，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部分兵力)，普霍夫第13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向纵深推进了15—20公里，并在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后，分别向左右两翼将突破白扩大了40—60公里。
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成功推进，及其进一步扩大突破口，使我们能在第一天中午前，将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已打开的缺口。决不能让敌人用其预备队中的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组织反突击。他们部分地陷入我远程炮火的杀伤之内，然而，他们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还在我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之前，敌人就打算对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实施突击——打击它，击溃它，阻止其进入突破口。但是，我们计划的核心就在于，不让敌人这样做。就在此时，在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准备突击时，在其配置区域内，出现了我坦克集团军的先遣部队。
坦克集团军平静地、毫不费力地、有组织地进入了为其打开的巨大的大门。当敌坦克部队从凯尔采以南地域钻出来时，突然碰到了我军的坦克。
关于将坦克兵团投入突破什么时候是适时的，什么时候为时尚旱韵问题，在军事历史科学中，打破了许多框框。即使在战争时期，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也有自己的见解。不论是在1947年、1944年，还是在1945年，在我所指挥的方面军编成内、都编有坦克集团军，坦克和机械化军，根据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看法。